古诗大全

这是一篇奏章，路温舒劝诫宣帝减省法制、放宽刑罚、崇尚德政。文章从春秋时的齐桓公、晋文公成就霸业说起，又从反面指出秦朝的过失，揭露了汉朝狱吏的危害，最后归结到“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目的是要说服宣帝改变自武帝以来的严刑峻法、冤狱四起的情况，很有说服力。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不可苛求于他。今天，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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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孙会宗书》选自《汉书·杨恽传》》，是西汉的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一封著名书信。在信中，他以嬉笑怒骂的口吻，逐点批驳孙的规劝，为自己狂放不羁的行为辩解。还赋诗讥刺朝政，明确表示“道不同，不相为谋”，与“卿大夫之制”决裂的意向。全信写得情怀勃郁，锋芒毕露，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桀骜不驯的风格如出一辙。

据《汉书·杨恽传》记载恽失爵位家居，以财自娱。他的好朋友安定太守孙会宗有一次来找他，发现无密可告的杨恽的确是闲不住。他告诫这个朋友，应该采纳前人的经验，大臣被废退后，必须胆小怕事，装成一副可怜相，让人觉得你很低调才好。杨恽不这样认为，他肚子里有怨气，他认为皇帝只凭自己的几句话就把自己废了，的确不符合规矩。当孙会宗走后，杨恽心血来潮，拿纸拿笔，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比较有名气的《报孙会宗书》。在信中，他以嬉笑怒骂的口吻，逐点批驳孙的规劝，为自己狂放不羁的行为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