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相州昼锦堂记》是一篇记事散文。文章名为昼锦堂记，实际上主要写了魏国公韩琦非凡的志向和功绩，赞扬了他“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的远大理想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丰功伟业。

文章先写了古往今来对官至将相、富贵还乡的看法，然后以苏秦（季子）、朱买臣为例，说明读书人穷困时，连庸人孺子都可以轻侮他，一旦他成了达官显贵，那些庸夫愚妇一而俯首请罪，一面懊悔嗟叹，而春风得意的一介之士则趾高气昂。这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衣锦还乡。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一句话，“收拾前文，振起下意”。作者简要介绍了魏国公的身世经历之后，着重说明了做将相，得富贵，都是他早就应当有的；而且作为仪仗的大旗和三公的命圭，礼服都不足以显示他的荣耀和显赫；只有恩及百姓，功在国家，并名垂青史、光照后代，才是他的志向。然后，作者介绍了相州昼锦堂的来历，由昼锦堂的石碑上的诗又谈到魏国公对富贵的态度和他的志向，并描述了他为官从政的不凡表现。因而赞叹道：魏国公的丰功伟绩，被刻于钟鼎，谱进乐章，乃国家之光荣，不单是乡里的荣耀啊。最后作者表明了写作此文的动机。

为了突出魏国公的超凡脱俗，反映他高远的抱负，欧阳修主要采取了对比的写作方法。官至将相，衣锦还乡，是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也是常人所羡慕和赞叹的。作者先对此渲染一番，然后写“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对比十分强烈；什么将相富贵，是他早就应该有的；他不象侥幸得志的人，在庸俗的世人面前自夸炫耀；常人引为荣耀的作为仪仗的大旗，不足以表现他的荣耀，常人所追求的三公的命圭和礼服，不足以显示他的显赫；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等等。这些文字都是在进行对比。通过大量、反复的对比，利用对比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表现出魏国公的出类拔萃，使这个确比一般的封建士大夫高出一筹的鲜明形象屹立在了读者面前。

文章结构精巧，连接自然。以议论开始，在对比当中推出“主人公”，从写主人公的简要经历和志向，又自然引出相州昼锦堂，从写昼锦堂处石碑上的诗，又自然进入对魏国公的描写。名为记物，实则写人；写人与记物融为一体。通篇浑然天成，确无雕琢的痕迹。

文章语言婉转流畅，叙事简洁，议论精辟，十分生动传神。例如，文章没有实写魏国公如何处理具体政务，只是简单地写他“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笔墨很少，却把魏国公的性格特征和封建政治家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文字虽简，但内涵丰富，富有感情。通过对魏国公的反复赞叹，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魏国公的敬佩之情，也表现了作者对为官从政的理解，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追求。

作者在遣词造句时，十分注意语气声调的变化，使文章富有生气，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完稿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文章开头“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从而增加了抑扬顿挫之感，与文意更加协调，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此事为历代所传诵，成为文字不厌千回改的佳语。又如，“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和“而其志岂易量哉”两句，采用了反问的句式，通过反问的语气，使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更加突出。“可谓社稷之臣矣”一句，通过感叹句的形式，充分表现了作者对魏国公的衷心赞叹。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兴复古道，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反对浮华的文风。在文和道的关系上，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也不忽视文采对表现道的重要作用。《相州昼锦堂记》篇幅不长，但内容充实，叙事简洁有法，议论精辟有力，章法曲折变化，语言自然流畅，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文风，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政治见解。

相州昼锦堂记：https://www.gushicidaquan.com/wenyanwen/283.html

欧阳修：https://www.gushicidaquan.com/shiren/184.html

《丰乐亭记》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除记述建丰乐亭的经过及与滁人共游之乐外，还描绘了滁州从战乱到和平的变迁，从而寄托了安定来之不易，应予珍惜的命意和与民同乐的政治思想。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八月，“庆历新政”失败，执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继被斥逐。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也被捏造罪名，由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降知滁州，十月到任。他在《滁州谢上表》中，犹愤愤不平地辩解：“谤谗始作，大喧群口而可惊；诬阁终明，幸赖圣君之在上。”究其根源，实乃“尝列谏坦，论议多及于贵权”，因之“若臣身不翻，则攻者不休······必欲措臣少安，莫若里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

欧阳修三次遭贬使他对当时冷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官场的倾轧，使他希图摆脱世俗纷扰，向往恬静的归隐生活。滁州在长江与淮河之间，正是“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的“闲处”，山高水清，风景宜人。这里地处偏僻，民风淳厚。欧阳修被贬至此，倒也悠闲自在。在这里，清山绿水涤除他心头的烦恼，大自然触发了他无拘无束的天性和丰富的感情。他几乎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由于他把“与民同乐”看成是“刺史之事也”，虽然是“载评流徙”，远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不能直接向朝廷指陈时弊了，其心倒也安然，作者这时的人生观比较旷达的。《丰乐亭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