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黎生和安生）的赠序。这篇赠序有三层意思：第一层，赞赏了黎生和安生的文章和其人；第二层，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第三，针对上述问题，阐明古与今、道与俗的矛盾，并以自己为例，激励二生要“信乎古”和“志乎道”，不要与世俗苟同。此序作者态度鲜明，说理精辟，层次清晰，侃侃而谈，文笔酣畅。

全文只三百七十余字，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黎、安二生都为蜀人，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安生“数千言”的文章，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给予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善荐才子，令作者感喟。

第二段紧接着便写赠言之故，并以“迂阔”为中心层层展开。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感触颇深，因其笑迂阔一语，即从“迂”字生情，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知志道而不知同俗，说似自嘲，实则自况，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而作者仍独善其身，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令人心领神会，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也绝不苟合世俗，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却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明代的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曾巩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

赠黎安二生序：https://www.gushicidaquan.com/wenyanwen/312.html

曾巩：https://www.gushicidaquan.com/shiren/617.html

读《孟尝君传》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创作的一篇驳论文，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篇驳论文。作者在此文别出新见，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手法，通过对“士”的标准的鉴别，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观点，无可辩驳地把孟尝君推到“鸡鸣狗盗”之徒的行列。

全文转折有力，严劲紧束，体现了笔力之绝。全篇只有四句话，八十八字却有四五处转折，而且议论脱俗，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轩昂。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读《史记·孟尝君传》之后发出的感想，旨在破“孟尝君能得士”的世俗之见。一说此文作于淮南节度判官任上（1042-1045），一说作于王安石在京直集贤院、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期间（1059-1063）。此文名为读后感，实则借题发挥，以表达自己对人才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