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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深虑论》接触到封建统治能不能和怎祥才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作者列举大量史事论证了靠“私谋诡计”来进行局部改革是不行的；明确提出了要想长洽久安，必须“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平天心”。全文写得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

文章开篇从“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面忽其所易”谈起，说到“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子不足疑之事”，接着提出论题：“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这就从人事讲到天道，通篇立意即在于此。

文章的第二段按照时间先后，列举大量史实。说明如何才能长治久安确是所有统治者都在深虑的问题。文草首先从秦始皇统一天下讲起。秦始皇虽然接受了周朝因诸侯过于强大而使中央权力分散的教训，改世袭的分封制为郡县制，郡守县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免。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洽，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自以为子孙帝王可传至万世无穷。但由于亟役万人修筑长城、阿房宫和骊山之墓。加上横征暴敛，滥施威刑，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以致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强大的秦王朝仅仅十二年后就被民问崛起的刘邦灭掉。刘邦打下天下后。接受秦朝中央政权过于孤立的教训，循周之制剖海内面立宗子，大封同姓王。即使这样也没能保住汉家王朝永世相传。后来的几个皇帝虽然不断否定前帝的章法，又不断制定新的应急措施。但由于外戚宦官为患，贫富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终于爆发了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接着，魏晋南北朝多有宫廷政变，即使是空前强盛的唐朝，在它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时代，虽然费尽心机清除内奸。还是没能发现武则天的谋反阴谋，留下了后患。及至宋朝，虽然解除了藩镇的兵权，但最后也没有能保住江山稷世代相传。这些历代君主都曾吸取前朝败亡的教训，进行过一定的改革；开国后也击是处心积虑、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做了多方面的防范，但结果仍是防不胜防。这就引发作者去思考，去寻找答案：是当政者考虏不周、防各不严吗？还是另有原因呢？

紧接着，作者就以这些历史事实作为论据进行论证，首先指出这些当政者并不是不聪明，他们都有超人的智慧，考虑也确实周到。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终也未能逃脱“天道”的惩罚，就像“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一样，是人力无法挽救的。最后归结到“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这就为下文的结论作了充分的铺垫。

从“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至篇末为文章的第三部分，明确提出作者的见解。再次点题，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进一步反复进行论述。先以“古之圣人”不是“私谋诡计”，而是“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此虑之远者”作为正而论点。实际上，这就是说“古之圣人”是工于谋天而能为深虑者。文章写至此，作者的写作真意已明：“天道”并非幽渺难侧，只要“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就可以达到。文章接着又以不能顺其“天心”所带来的结果作为反面论点，再次强调了作者的主张：“夫苟不能自结于天，面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其后果必然是：“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这最后一句反问作结，更进一步从反面证实了只要尽人事以合“天心”，“天道”也并不是不可及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的“天道”即指历史规律，作者已经认识到，要想巩固政权，光靠积虑防范和镇压民众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要顺应“天心”，即要对人民实行仁义，“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才行。这里的“天心”，实际上也就代表了民意。这和古人所说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是一致的。这似乎是在讲，只是改革前朝的一些作法，而不从根本上改革，不作符合客观规律的改革，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由于作者受到时代和思想的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来分析这一问题，当然就不可能认识到，也更不可能明确指出这个规律是什么。这个根本是什么，作者在这篇《深虑论》中总结历代王朝兴亡得失的情况，是为了借古喻今，希望当代统治者能在历史的借鉴中汲取经验教训，施行仁义，顺乎民心，以巩固朱姓王朝的统治，而不要重蹈亡朝之覆辙。说到底，他的思想基础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尽管如此，作者当时能够深探地忧虑到了这个问题，确实还是颇有见地的。

深虑论：https://www.gushicidaquan.com/wenyanwen/320.html

方孝孺：https://www.gushicidaquan.com/shiren/619.html

《豫让论》是明代文学家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豫让，战国时晋人，先为晋大臣范氏、中行氏的家臣，赵简子灭范氏、中行氏后，改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赵襄子（赵简子之子）灭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逃往山中，改名换姓，立誓“我必为报仇”他一次行刺未成功，于是以漆涂身，改变形貌，又吞下炭块，使声音变哑。第二次埋伏在桥下行刺赵襄子，仍未成功，被捕，自杀而死。事见《史记·刺客列传》。这篇文章即是方孝孺对豫让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