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这首词描绘了一幅春光消逝、景色惨淡的画面，然而字里行间却流露出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以及对复国的向往之情。

起句的描述，即为忧伤的气氛所笼罩。词人卧病枕上，夜夜倾听五更钟声。今病起晨望，则见晓色中风卷落红，扫地以尽。春天在词人卧病时悄悄地过去了，这对“病起”的词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里的“病”字，不仅指体内的病痛，而且更是词人心灵创痛的真切流露。紧接着，词人不禁向苍茫大地发问：“无情春色，去矣几时逢？”春色无情，衬托的正是词人对故国的多情。作为一名爱国志士，陈子龙曾向南明政府献计献策，四方奔走，结果一切努力都化作流水，复国之梦日趋遥远。感念及此，词人不觉泪下，“留不住，苦匆匆”。一个“苦”字，包涵了词人从希望到失望、多少痛苦难言的情感。

下半阕词人的笔触落在了“楚宫吴苑”上。“楚宫吴苑’，指一度建都南京、旋即覆亡的南明弘光朝的故宫。这里虽然已是花落春去，杂草丛生。而游蜂仍留恋芳丛，飞绕其间。这“恋芳丛”的“游蜂”，也包括作者在内的爱国志士；一个“绕”字则说明了他们对故国的依恋和对复国的无限希望。“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正流露出词人对复国充满了信念，虽然目睹楚宫吴苑的景象不禁为之伤心，然而对于胜利的向往，又使他从心中发出了“花自笑”的遐想。花落还会重开；这“自笑”之花是来年重开之花，“自笑”之时是来年重开之日。正是满怀着这种热望，词人才不遗余力地奔走在艰难的复国之路上。末句中的“东风”即“卷残红”之风，暗指清军。

陈延焯《云韶集》评此词曰：“情深一往，情韵凄清，自是作手。”又在《白雨斋词话》卷三中评此词“绵邈凄恻”，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这首词的内涵。也有的学者认为这首词是反映男女之情的作品（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三章）。见仁见智，读者不妨自行玩绎。

此词题为“病起春尽”，写诗人生了一场病，起来一看，景物改变，春天已经过去。于是联想到东晋诗人谢灵运名作《登池上楼》也写患病后登楼，看到节候改变而生感慨。不过谢灵运所见到的是“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的初春景象。这首词则写的是春色已去，无法挽留。词的上片写词人倚躺在病枕上，五更天将明时的钟声透过帘幕清晰地传来。卷起帘子一看，朝云飘散，天空十分明净，残余的春花已不存在，似被帘子卷起了。这样的写景，烘托了悲感的气氛，似乎从李后主《捣练子》词“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中脱化出来，其意境是相似的。而“晓云空，卷残红”，则是出之非凡想像的描写。春色无情，说去就去，不会再回来。“去矣几时逢”，按说时序运转，来年又是春天，而如此一问，似乎春天已永远不再回来了。这里含有较明显的寓意。词人在词中，是每每将春天比喻朱明王朝的。他对春天的逝去，那么伤感、惋惜：“添我千行清泪也，留不住，苦匆匆。”这样的语言，似乎不是一股的伤春之辞。李后主《虞美人》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也是借“春去也”寓国破家亡之痛的。

下片笔锋一转，遥想当年楚宫、吴苑也曾有过春天，那里也有茂密的青草，繁盛的鲜花，以及绕飞的游蜂。楚宫吴苑从来是作为亡国遗址供人凭吊的。这里或用来暗指南明小朝延。当它存在时，招来了许多游蜂浪蝶——如阮大铖之流，然而春天将尽，到了来年只有在屏风上的图画中才能看到了。

是说，明王朝的春天都成遗迹。想到这种结局，词人无比伤心。“人自伤心花自笑”，呼应上片“添我千行清泪也”，深寓了忧国的情怀。

最后两句“凭燕子，骂东风”是很新奇的结尾，对于春天的归去，古典诗词中一般都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绪，而此处却表示了怨愤之情。在子龙词中“东风”往往是送走春天的祸首：“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点绛唇》)、“几处垂杨，不耐东风卷”（《醉落魄》）、“几阵东风，残月梨花碎”（《醉花阴》）、“夭桃红杏春将半，总被东风换”（《虞美人》）。是东风吹残了花草，是东风送走了春天，“几度东风人意恼”（《蝶恋花》），东风是恼人的，是应该受到斥责的，这样写不同一般。在这些词句中。是否都另有寓意，固然难说，但是“凭燕子，骂东风”，总让人感到有些特殊的含义。

春天逝去抒写故国之思，或比喻国势一阽危，在诗词中时时可见，如李后主以“春意阑珊”引发了亡国的哀痛；南宋署名德佑太学生的《百字令》以写春尽比喻国家衰亡，词中并且还有“真个恨杀东风”这样的句子，朱彝尊认为“东风”是指奸相贾似道。这首《江城子》中“东风”是否有所指，难以考证，然而全首词，尤其后半阕写得“绵邈凄恻”（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确如谭献所云“然则重光后身，惟卧子足以当之”（《复堂日记》）。说这首词充满像李后主一样的怨痛之情，当是无可怀疑的。

江城子·病起春尽：https://www.gushicidaquan.com/gushi/63453.html

夏完淳：https://www.gushicidaquan.com/shiren/1149.html

《甲辰八月辞故里》是张煌言所作的两首诗。该诗诗题辞故里，而诗人十分明白此去乃辞人世。面对死亡的命运，抗清英雄张煌言在诗中所抒发的，不是对生的留念，也不见半点悲戚。充塞全诗的是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以及身虽死而志不移的豪壮情怀。
公元1645年（明弘光元年）清兵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南京、擒杀弘光帝。张煌言与刑部员外钱肃乐、浙东志士董志宁等遂组成数千人的队伍在宁波城隍庙集会，拥立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张煌言亲赴台州迎鲁王，被授以“行人”之职，至绍兴，又被授以翰林修撰，并任“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