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刘孝叔·君王有意诛骄虏赏析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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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颍》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这首诗写出诗人寄情西湖,想在自然风光中超脱官场的扰攘纷争的心情。诗中写他喜爱颍水、十日九临的情形,从吏民口中绘出一个嗜水成癖的亲切的长官形象。诗中描写了颍水上、下流各不相同的特点。“画船俯仰”六句,出色地绘出水由静态变化动态,“乱我须眉”,且“散为百东坡”的幻象,以及风忽地静止,顷刻间回复到明镜照一影的原状,写得穷形极相妙趣横生。诗人将这动静相生的情态看作是水在与他嬉戏,由此更想到声色货利眩惑世俗之人,得失即在须臾,亦如玩笑。但他说明,不同的是水不磷不缁,不会使人迷失清高良善的本性,既写出了水的品质,也借以自明淡泊之志。最后以友人们同泛颍水各有所赋,也各有所得总束“泛颍”之举。篇中所发对自然、人生的感悟多发人深省。全诗融叙事、写景、说理为一体,明畅自然,跌宕多致。
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八月来知州事。元佑(1086—1094)初期,司马光一派上台,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经过多年阅历,看到“新法”实效,认为“不可尽改”,不肯“唯温(司马光封温国公)是随”,因而又为司马光一派所排挤,由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出知颍州。当时便有人说:“内翰(翰林学士承旨的雅称)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王直方诗话》)秦观也给苏轼寄诗说:“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这首题为《泛颍》的诗,也就是写游湖的事。一方面,政简刑轻(即不去压榨百姓,不去掠夺民财),在封建社会中已算循吏;另一方面,当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失败,原来两派的政见之争,变成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使苏轼无可作为,但求洁身自好,因而以泛颍自娱。
作者苏轼资料
苏轼的诗词全集_苏轼的诗集大全,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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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寄刘孝叔·君王有意诛骄虏》的名句翻译赏析
- 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 - - 苏轼 - - 《寄刘孝叔·君王有意诛骄虏》
-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 - - 苏轼 - - 《寄刘孝叔·君王有意诛骄虏》
- 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 - - 苏轼 - - 《寄刘孝叔·君王有意诛骄虏》
- 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 - - 苏轼 - - 《寄刘孝叔·君王有意诛骄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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