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①天险：天然的险要之处。《魏书·崔浩传》：“函谷关号曰天险，一人荷戈，万夫不得进”。一望收：放眼远眺，所有景物皆尽收眼底。
②烽烟：原指边警。古代边境有外敌入侵，即夜举薪火，尽燔狼烟以报警。后来引申为战火、战争。这里指黄河两岸抗日军民所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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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的国内形势和背景下，作者却以雄健的笔触描绘出抗日军民奋勇杀敌的壮丽画卷，讴歌他们奋起抗战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抒发了他无所畏惧，敢于面对逆境，冲击逆境的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情怀，表达了他对抗战前途所充满的必胜信心和决心。这首诗就像一只战斗的号角一样，给根据地军民平添了无穷的力量，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人们坚持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群峰壁立太行头”作者以描写太行山的雄奇景观起兴，借景抒情，直抒胸臆，为全诗奠定了基调。在这里作者仅用“群峰壁立”四个字，便简洁而形象地勾画出了太行山群峰耸立、峰峰相联、重峦叠蟑、巍峨峻秀的雄姿，给人以凝重、庄严和大气磅礴之感。看到太行山，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自1937年底开始创建，到1940年5月，已经历了近三个春秋。在此期间，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在极其艰难的环境条件下，与日寇进行了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猖狂扫荡进攻，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使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太行山根据地就像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在华北大地上。朱德在这里描写太行山的高大雄伟，实际上正是象征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坚强壮大，是作者对根据地的由衷赞美和热情讴歌。
“天险黄河一望收”，是写作者站在太行山之巅，举目远眺，滔滔黄河宛如一条巨龙，尽收眼底。一方面，此句是描写太行山的继续，若太行山不高不大，则黄河不能“一望收”，从而就进一步反衬出了太行山的高大雄伟。当然，这也体现了作者胸怀的宽广和博大，若非如此，则很难吟出这样的诗句。因此这里除了地理的因素以外，还包含了作者气质的因素。另一方面，此句通过“天险”二字，也勾画出了黄河的磅礴雄姿，并把人们的视线从太行山引向了黄河两岸，从而为后面描写黄河两岸抗日军民英勇杀敌的场面架起了桥梁。这就使诗在结构上顺序渐进，显得严谨流畅，并逐渐突出了主题。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她发源于青海省的巴颜喀拉山脉，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省（自治区），在山东入海，全长5464公里，其间穿过无数高山峡谷，以势不可挡之势，日夜咆哮奔腾着。黄河的这种桀骜不驯、汹涌博大的气势，正是中华民族性格的象征。作者在这里把黄河喻为“天险”，不仅是对黄河险要雄奇的概括描写，而且赋予了她全新的、深层的含义。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开始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侵略行动。国民党中央军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前线节节败退，致使日军长驱南下，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身而出，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与日寇展开了浴血奋战，在黄河两岸建立了陕甘宁、晋西北、晋东南、太行山、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并使这些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日寇西进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坚强屏蟑。如果说黄河是地理意义的天险，那么，根据地的广大抗日军民，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也是一个大的“天险”。
朱德是诗人，但他更是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因此，欣赏他的诗作，必须把这数重关系联系起来，熔为一炉，才能真正领略他诗中那种并非一般诗人所具有的气度、风采和神韵，才能真正体味到所包含的博大胸怀，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情感。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从总体上来讲，这两句都是状景的，前句写近景，后句写远景；近景是静态的，远景是动态的，远近相映，动静结合，相得益彰，生动地展现了一幅雄伟博大、气势磅礴的画卷，为全诗创造了广阔而深远的意境，给人以丰富的遐想余地。由此，作者也抒发了对祖国壮丽河山的赞美，表达了对抗日根据地所充满的豪壮情怀。
“两岸烽烟红似火”，作者以无比豪迈的笔调，描绘了根据地军民为抗击日寇，保卫祖国大好河山而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抗日游击战争。“两岸”这里指黄河两岸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一致对外，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在黄河两岸建立了诸如陕甘宁、太行山、晋绥、冀鲁豫等大片抗日根据地，积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动员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寇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黄河两岸呈现出一派轰轰烈烈的抗战大好形势。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不断制造事端，搞军事磨擦，寻找借口进攻抗日根据地。朱德在这里描写黄河两岸抗日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实际上是把抗日军民的英勇抗战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歌颂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也蕴含了对国民党顽固派违背民族意愿，卖国投降可耻行径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从而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抗日军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真诚愿望。
“此行当可慰同仇”作为结束语，此句照应了诗题，充分表达了朱德对此行与国民党谈判所满怀的信心。朱德是在日寇加紧侵略进攻，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向抗日根据地反动进攻，全国人民都为国家前途命运而担忧的情况下，肩负重任，不畏艰险，前去与国民党谈判的。在洛阳，他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等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使卫立煌在国共两党的磨擦中保持中立。此行虽未最终到达重庆，但朱德深感此行对于进一步促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团结抗战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此句写来笔调轻快、欢畅，完全体现了朱德当时的心情。
这首诗由于主题鲜明突出，意境开阔辽远，比喻生动真切，用典十分恰切，加之语言凝炼生动而富有色彩，音节顿挫响亮，对仗工整等，因而有力地表达了朱德对于取得抗战胜利所充满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