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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传作品译文

朝代:两汉 作者:班固 出自: 更新时间:2018-09-05
贾谊,洛阳人,十八岁时,就因能够背诵诗书和会写文章闻名当地。河南郡守吴公听到他才学优异,把他召到门下,非常器重他。汉文帝即位不久,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政绩为全国第一,过去与李斯同乡,曾经向李斯学习过,于是征召他做廷尉。廷尉就推荐说贾谊年纪虽小,但很能通晓诸子百家之书。汉文帝就召贾谊做了博士。

这时,贾谊二十多岁,在博士中是最年轻的。汉文帝每次下令讨论的问题布置下来,年长的博士们不能说上什么,而买谊能够一一回答,并且人人都觉得说出了他们的意思。博士们于是认为买谊才能出众。汉文帝喜欢他,破格提拔,一年之内提升到太中大夫。

买谊认为汉朝建立二十多年了,国家太平和洽,应当改订历法,改变车马服饰的颜色,订立法令制度,确定官职名称,振兴礼乐。于是起草各项仪式的法度,车马服饰的颜色用黄色,官印数字用“五”,确定官职名称,全部改变旧制,买谊上奏皇上。汉文帝谨慎从事,来不及实行。然而各项法令的更改确定,以及各个诸侯都住到自己的封国裹去,这些主张都是买谊提出的。于是汉文帝与大臣商议,让买谊担任公卿的职位。绛侯、灌侯、东阳侯、冯敬这些人嫉妒他,就诋毁说:“洛阳这个少年,年纪轻轻,学识浅薄,一心想独揽大权,给许多事情造成混乱。”由于这样,汉文帝后来也疏远了他,不采纳他的意见,让他做长沙王太傅。

贾谊因为贬官离开了,意志没有得到施展,在渡湘水时,写了一篇赋吊念屈原。屈原是楚国一位贤明的臣子,遭受谗言而被放逐,写作《离骚赋》,在篇末写道:“算了吧!国家无人,没有了解我的。”于是投江而死。贾谊追念哀伤他,因此以屈原自喻。他的赋写道:我禀承皇帝恩旨,到长沙去上任。曾以谦恭的心情听别人说屈原投汨罗江自尽的事。如今我来到湘江岸边用湘江水来寄托我对屈原的哀思与祭吊。大量的世俗谗言秽语泼向先生,您衹能投江自尽毁灭自己的身体。大呼悲哀呀!您生不逢时,没有遇到一个好的年代。神奇的大鸟隐藏或者飞离,而鹞鹰却在天空中飞翔。无德无能的小人却能够名声显赫,地位高贵,惯于阿谀奉承的小人都能得志得意。贤良的正人君子竞遭到不测的悲惨命运。正直的人不得顺正道而行被颠倒了位置。世上竟有人说不贪天下而投水身亡的卞随和不食周粟而饿死的伯夷贪婪,反而说大盗跖、矫是廉洁的;他们竞说古代十分锋利的名剑莫邪钝缓,而普通铅铁刀都十分锋利。唉!您如此默默不得志无缘无故遭遇迫害。放弃传国的周鼎宝物而不要,却把破烂的瓦罐当宝贝。驾车用疲惫不堪的牛来驾辕,用跛腿的驴来拉车边套;骏马垂着双耳,拉着超重的盐车。用殷人的礼帽来垫鞋,这种混乱的局面还能维持很久吗?嘻!受苦受难的屈原先生啊!惟独您遭受到这些灾难。

宣示说:得了吧!在国内能有谁了解您,先生您一个人在这生闷气,心裹的话又能向谁讲呢?没有人理解,就应当像凤凰鸟一样飘缈高飞消逝在远方,自我引退。效法隐藏在深渊裹的蛟龙,要深藏在水中珍爱自己,神龙怎能和水虫、鱼、虾、蛤蟆、蚂蟥、蚯蚓之类为伍?要远离污浊的境界而自我珍藏,就要珍贵圣人流传下来的美德啊!假如骏马能叫人拴住,任人驾驭使唤,那它又与狗羊有什么不同呢?您遭遇到各种各样的迫害与不幸,也是您没有洁身自好,远离这污浊的尘世的缘故啊!您完全可以云游中国大地,选择一个明君去辅佐他,何必一定要怀念楚国呢?像凤凰一样的君子能飞上万里长空,当看到有光辉德性的明君时才肯下来。当看到德行短浅卑劣有危险的征兆,便马上拍打着双翅远走高飞而去。在长宽衹有十几尺的死水坑裹,怎能容下可以吞掉船的大鱼。在江湖中来回游的鲈鲸大鱼,一旦游入死水坑中必然要受到蝼蛄和蚂蚁的侵袭。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只猫头鹰飞入贾谊的房间裹,停在座位的旁边。猫头鹰像鹃,是一种不吉祥的鸟。买谊已因被贬来居长沙,长沙低洼潮湿,贾谊常常哀伤,以为寿命不可能长,就作赋来安慰自己。赋写道:丁卯年夏季的第一个月二十三日这天傍晚太阳就要西下时,一只猫头鹰停栖在我的居室裹,停留在座位的一角,神态十分悠闲从容不迫。这只奇怪的鸟停栖在我的家中,看到猫头鹰飞进我的居室,便暗自猜测它飞来是什么原因。我打开占卜吉凶的书,以书中预言吉凶的话核对吉凶的定数。书上说:“野生的飞鸟飞入屋内,屋主人将要离开此地。”我向猫头鹰发问:“我将要到什么地方去?如果有吉利的事,你就告诉我,即使将有凶事,也请把灾祸是什么对我说明。我的寿命是长是短,请告诉我一个定期。”猫头鹰于是叹息了一声,然后抬起头,奋力拍打翅膀,它虽然嘴裹不能说人语,却能用示意的方式来作答,根据它的表情来猜测它的心情。它的意思说:世间万种物种循环变化万千,原本就没有止境停息,旋转流动,推移变化,有时运转而消失,有时推移而回还。形和气的转化连续而不断,变化无穷无尽,有如蝉之蜕化。精大深奥微妙之处说也说不完,简直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祸中含有福因,福中隐藏着祸根,祸福彼此相因相随,往往会因祸生福,福中藏祸。忧喜同聚在同一家之门,吉凶共在同一个地域。春秋时期的吴国曾经是个强大的国家,而吴王夫差却因此而战败。越国曾经被吴国战败,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围困在会稽山中,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经过充分准备又一举灭掉吴国。李斯成功地游说秦国,做了秦国丞相,后被赵高所害,竟然身受五刑而死。傅说原是一名一个接一个捆在一起服劳役的囚徒,而最后却位居殷高宗武丁的丞相。所以福与祸之间的关系与两三股绳子绞合拧在一起有什么不同呢?天命是无法解说清楚的,谁知道它的终极止境在哪裹!水受到激发便迅猛奔流,箭受到激发便能射得很远。万物往返回荡相激,不断变化转化。水受热上蒸为云,云受冷又从天而降为雨,事物的变化自然现象错综复杂无法分清。自然界形成万物好像用制陶转轮运转造物,变化多端,范围广大无边无际。天和道,其理深远,不可人为思虑谋度。人的寿命长短,生死迟速自有天命,哪能预知它的期限呢!

况且上天与大地就好像是一个冶炼金属的炉子,造化万物的造物主就像是冶金工匠。以阴阳当做冶炼炉中的炭火,自然界中的万物当做被冶炼的铜矿石料。聚灭生息,毁灭生存,这一切怎么会有一定的规律呢?自然界万物的千变万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极限。偶然生而成人,也不值得过分地珍爱;死后变为鬼神又何必过分地忧伤!眼光短浅耍小聪明的人总是自私自利,以他物为贱,以自己为贵。通达的人目光心胸远大,对万物一视同仁没有不适宜的地方。贪婪无厌的人以身殉财,重义轻生之士为名节而死;谋求虚名重视权势的人为争权夺利而死。平民百姓大多都是贪生怕死。为名利所引诱,为贪财所逼迫的人整天东奔西跑到处钻营。道德修养高深的人不为物欲所屈服,万物再怎么变化都等量齐观一视同仁。愚笨的人为世俗所累所牵系,其窘迫的形态如同被囚禁的犯人一样。有至高的道德的人,抛弃了身外之物的拖累,惟独与大道共存。人们慌恐疑惑不可终let,头脑中聚集了很多可爱和可憎的事物。而得天地之道的真人却十分恬静淡漠,独与大道共存同处。放弃智慧思虑,遗弃形体,做到心如死灰,形如稿木达到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在寥阔恍惚深远的世界中,得天地之道的真人无所依附,惟与大道共翱翔。人生像浮在水上的木头顺水而流漂向远方,衹是在碰到水中小洲才停止。把自己的身躯任凭命运来支配,不把身躯看成是自己私有之物。活着的时候就好像将自己的生命托附人间,死后就如同永久地安息。淡泊的人生就像死一般宁静的深渊,而推波助澜的思想波涛就如同没有拴住的航船。不应因为生在人世间而过于珍惜自己的生命,最好是养其空虚之性,以浮游于人世之间。有修养有德性的人无所牵累,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恶,因为他们知天命而不会自寻忧愁。像猫头鹰飞入室内这样琐细之事有什么值得疑虑的呢!

一年多以后,汉文帝想念买谊,征召他回京城长安。买谊到了,进入朝廷求见,汉文帝正在承受神灵的降福,坐在宣室裹接见买谊。汉文帝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向买谊询问鬼神的原本。买谊详细讲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谈论完了,汉文帝说:“我很久没看到买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比不上他啊。”于是任命贾谊作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是汉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又喜欢读书,所以叫贾谊作他的老师,他多次向贾谊请教成败得失。

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贾谊多次上疏陈述政事,他的意见大多是想改变和建立新制度,其大意是:

我私下考虑了当前的国家形势,认为可以为之痛哭的有一件,可以为之流涕的有二件,可以为之长叹的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事理而伤害正道的,难以分条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国家已经安宁已经治理好了,我独自认为国家远未治理好。说国家安定并治理好的人,不是愚蠢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从事实出发知道治乱的根本的人。这如同把火种放在柴堆下而自己睡到上面,柴堆没有被点燃,就说很平安,当前国家的形势,跟这种情况有什么两样呢!本与末被颠倒了,前后的堤防被破坏了,国家制度混乱,并不是很有纲纪,怎么可以说治理好了呢。陛下为何不让我在您面前获得机会,来深入细致地陈述国家政治修明、社会安定的策略,试让您来仔细选择。

打猎这种娱乐,与掌握国家安危的关键哪一个紧要?如果认为去治理国家就要伤脑筋,苦身体,缺少钟鼓的娱乐,这是不对的。娱乐与现在一样,再加上诸侯遵守法纪,国家没有战乱,民众得到安定,匈奴表示臣服,边远地区的人归顺朝廷,百姓简朴无华,纠纷诉讼逐步消失。治国的大计掌握了,就能使天下顺治,社会气象清平和谐,都很合理,活在世上就做贤明的帝王,去世了则做明神,美好的名誉,流传千古。《周礼》上说,作为开国的君主要有功,做为继业的君主要有德,使陛下您的帝业功德,上与高祖刘邦相配,并和汉朝统治一起流芳百世。建立永久安定的局势,成就长久统治的基业,以此继承祖业,奉养六亲,这是最孝的了;以此造福天下,养育万物,这是最仁的了;确立准则,颁布纲纪,轻重缓急处理得宜,而后可以成为万世的法式,即使有愚笨不成器的后代,还能承受祖业得到安定,这是最英明的了。靠陛下这样的英明通达,衹要让稍许懂得治国道理的人在下面辅佐,做到这样不是什么难事。这些办法可以原原本本摆在您的前面,希望不要忽视。我谨慎地考察自然和社会,用历史加以验证,研究当前必须解决的事情,日夜思念这套治国安邦的办法已经很成熟了。即使禹、舜再生,为陛下计谋,也不会改变这个办法。

诸侯王国的力量强大丫,必然会造成与朝廷互相猜疑对立的局势,民众因此屡次遭受灾祸,朝廷也常为此而忧虑,这实在不是安定朝廷、保全民众的办法。如今有你的亲弟图谋在束部地区称帝,亲兄的儿子也向西面进攻朝廷,同时,吴王谋反的事又报上来了。陛下正当壮年,行事合乎道义,没有过错,对诸侯王的恩泽又不断增加,他们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最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要强大十倍呢!

然而,天下还稍微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大诸侯国的国王还未成年,朝廷派去的太傅、丞相正掌握着王国的大权。几年以后,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精力旺盛,朝廷委派的太傅、丞相则不得不称病免官,那些诸侯王就会把丞尉以上的官员,都安插上自己的亲信,像这样,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不同呢!到了那时,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即使唐尧虞舜也是办不到的。

黄帝说:“太阳正中时一定要晒东西,拿着刀子就要赶快去切割东西。”现在按照这个道理去做,使国家巩固,民众安全,是很容易的。假如不趁早采取措施,就会伤害骨肉之情,以致要杀他们的头,这难道和秦朝末年还有什么不同吗?现在您凭着天子的权位,趁着当今的有利时机,靠着上天的保佑,还对转危为安、改乱为治的措施有顾虑;假如陛下处于当年齐恒公的地位,还能联合诸侯恢复天下的秩序吗?我知道陛下一定不能这样做。假如国家的形势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韩信还统治楚国,黥布统治淮南,彭越统治梁国,韩王信统治韩国,张敖统治赵国,贯高做赵国的相,卢绾统治燕国,陈稀还在代国,假如这六七人都还活着,而这时陛下即天子位,自己能觉得安全吗?我有理由认为是不能的。那时,天下混乱,高皇帝和这些人一同起兵,起初并没有亲族的势力可以依靠。这些人中的幸运者才做了中涓,差一点的衹当舍人,他们的才能比高皇帝差得很远。高皇帝凭着他的圣明威武登上了天子之位,把肥沃的土地分封给这些人做诸侯王,多的有一百多座城池,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是极深厚的了。可是在以后的十年当中,反叛的事件发生了九起。陛下与这些人的关系,并不是亲自同他们较量过才使他们甘心臣服的,也不是亲自封他们当诸侯王的。在这种情况下,高皇帝也不能得到一年的安宁,所以我知道陛下也是不能得到安宁的。然而,还有一个可以推托的藉口,说与他们的关系疏远,那就让我说说那些关系亲近的同姓王吧。假如悼惠王还在齐国称王,元王还在楚国称王,中子在趟国称王,幽王在淮阳称王,共王在梁国称王,灵王在燕国称王,厉王在淮南称王,假如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健在,这时陛下即位为天子,能把国家治理好吗?我又知道陛下是不能的。这些同姓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都认为自己和皇帝是一般的兄弟关系,他们没有一个不想采用皇帝的礼仪制度让自己做皇帝的。他们擅自封爵,赦免死罪的人,甚至有人乘坐皇帝专用的黄绸车盖的车,汉朝的法令在那裹不能推行。即使能推行,对于图谋不轨如厉王那样的人,命令他都不肯听从,召见他又怎么会来呢?侥幸来了,法律又怎么能施加到他的身上去呢?如果制裁了一个亲戚,天下的诸侯王就会瞪着眼起来反抗。陛下的臣子当中虽然有冯敬那样勇敢的人,但刚要开口告发诸侯王,刺客的匕首就已经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英明,但谁能辅佐您来一起治理这些诸侯王呢?所以说关系疏远的异姓王必然危害国家,关系亲近的同姓王也一定会反叛,这已经被事实证明了。那些自恃实力强大而反叛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已经幸运地战胜他们了,可是并没有改变造成混乱的原因。同姓诸侯王又沿着这条老路发动叛乱,已经有征兆了,这种局势又完全和过去一样。灾祸的变化,还不知要演变到什么地方。像您这样英明的皇帝处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宁,后世的人又将怎么办呢!

屠牛坦一个早晨宰十二头牛,可是锋利的刀刃没有变钝,这是因为他拍击剥割的地方都在肌肉和骨头的缝隙之间。至于对付大腿骨的地方,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仁义恩厚好比皂上的利刃,权势和法制好比皇卜的砍刀和斧子。如今诸侯王都像一些大腿骨,对他们不用砍刀斧子,而想用利刃去切割,我认为不是碰出缺口就是被折断。为什么不用仁义厚恩去对待淮南王、济北王呢?因为形势不允许了。

我私下考察以前发生的事情,大都是势力强大的诸侯王先反叛。淮阴侯韩信称王于楚,势力最强,就最先反叛;韩王信依靠匈奴的势力,继续反叛;贯高依靠趟国的优越条件,又反叛;陈稀军队精悍,又反叛;彭越利用梁国的力量,又反叛;黥布依靠淮南的力量,又反叛;卢绾势力最弱,最后一个反叛。长沙王的封地内人口才二万五千户,功劳小但保存得最完善,势力弱而对朝廷最忠诚,这不是由于性格独特与其他诸侯王不同,而是形势使他这样的。如果从前把樊啥、郦商、周勃、灌婴等人封为占据几十个城池的诸侯王,即使现在他们的势力已经削弱了,也是不可以的。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衹居于彻侯地位,即使现在还存在,也是可以的。既然这样,治理国家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要想使诸侯王都忠心归附朝廷,那么最好让他们像长沙王那样地小力弱;要想使臣子不至于被剁成肉酱,那么最好让他们像樊啥、郦商等人那样衹封侯不封王;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最好多多建立诸侯小国,缩小他们的势力。势力小了,就容易用法令来调遣他们;封国小了,就不会有谋反的邪心。倘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体指挥胳膊,胳膊指挥手指一样,没有不服从的。诸侯王不敢抱有二心,就像车轮的辐条聚集向车轴那样,都听命于皇帝。即使平民百姓也会感到国家安定,因此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分割土地,定下制度,使齐、趟、楚等几个大诸侯国分成若干小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都按长幼次序承受祖先的一份封地,一直到分完为止。至于燕、梁等其他诸侯国也都这样做。那些封地多子孙少的诸侯国也划分成若干小国,可以暂时空着王位,等他们有了子孙,全部让他们去做诸侯国君。对于诸侯王的土地被大量削减而收归朝廷的,就迁移他的封地和封他的子孙到其他地方去,按原来的土地数还给他。一寸土地,一个百姓,皇帝都不想占有他们的,实在是为了国家的安定罢了。因此,天下之人都知道陛下的廉洁了。分割土地的制度一确定,宗室子孙没有谁会担心做不到王,诸侯王没有背叛之心,皇上也就没有讨伐的念头,因此,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仁爱了。法制建立而没有人触犯,政令推行而没有人违抗。像贯高、利几之类的阴谋不会发生,柴奇、开章那样的诡计也不会出现,百姓都趋向善良,大臣都表示顺从,因此,天下人都知道皇上的正义了。这样,即使让幼儿当皇帝,国家也是安宁的;即使立遣腹子为皇帝,让臣下朝拜先帝遣留下来的衣物,天下也不会混乱。这样,当代能大治,后代也会称颂陛下的圣明。实行这一措施,就能建树这样五项功业,陛下还顾虑什么而迟迟不这样做呢?

目前,天下的形势好像一个人正患着脚肿病一样。一条小腿肿得差不多跟腰一样粗,一个脚趾头肿得差不多像大腿一样粗。平时不能屈伸,一两个脚趾抽动,全身都感到疼痛难忍。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必然成为难治之症,以后即使有扁鹊也无能为力了。况且患的不仅仅是脚肿病,而且还苦于脚掌扭折。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现在当楚王的是陛下堂弟的儿子。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现在做齐王的是陛下哥哥的孙子。现在,陛下近亲当中有的还没有封地来保持天下的安定局面,而疏远的人有的执掌着大权来威胁皇上。所以,我说不但患脚肿病,同时还苦于脚掌扭折。可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种病啊。

现在,天下的形势正好上下颠倒。天子是天下的头,为什么呢?因为在上面。蛮夷是天下的脚,为什么呢?因为在下面。现在匈奴对汉朝肆意侮辱,侵扰掠夺,不敬到了极点,成为天下的祸害,没有止境,而汉王朝每年却还向它赠送大量的金钱、丝绵和各种彩色的丝织品。匈奴对汉朝发号施令,掌的是皇上的权柄;皇上向匈奴纳贡,行的是臣下的礼节。现在脚反而到上面,头反而在下面,如此颠倒,不能解救,还能说有治国的人才吗?不但上下颠倒而已,又像得了足病,还患了风病。足病衹是局部性的病,风病则是一大片地方疼痛。现在在西部边境上,即使爵位很高的人也不能轻易免除兵役,儿童以上的人都因为战备而得不到休息,哨兵日夜了望烽火不得安睡,将官都披戴着铛甲睡觉。所以我说这是一方得了病。这种病,医生能够治疗,但皇上没有让他治。可以为之流泪的,就是这件事啊。

陛下怎能忍受以堂堂的皇帝的称号去作匈奴的诸侯,地位既卑下屈辱,又祸患无穷,长此下去,哪有穷尽?出谋献策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实在让人不可理解,这些人简直无能到了极点。我私下估计匈奴的人口衹不过是汉朝的一个大县,以这么大的天下,而受困于衹相当于一县人口的匈奴,我真为执政的大臣们羞愧。陛下为什么不任命我为属国之官去掌管匈奴呢?实行我的计策,必定可以捉住单于,掌握他的生死命运,制服中行说而鞭打他的脊背,使整个匈奴都听从陛下的命令。现在不去打击凶猛的敌人而去打野猪,不捕捉叛臣而去捕捉兔子,贪图娱乐而不考虑解除国家的大祸患,这不是使天下安定的做法啊。皇上的恩德本来可以施行到很远的地方,而现在仅仅在数百里以内就行不通了。可以为之流泪的,就是这件事啊。

现在民间贩卖奴婢的人,给奴婢穿上镶了花边的绣花衣和丝鞋,圈在木栅栏内,这些奴婢穿的都是古代皇后的服饰,而且皇后平时不穿,也衹是在祭祀时穿,而现在一般人却用来给婢妾穿了。用白色绉纱做面子,细薄熟绢做衬裹,又镶上花边,更漂亮的还绣上花纹,这是古代帝王的服饰,现在富商大买在宴会上招待客人时,却用来挂在墙壁上。古代这些服饰衹用来侍奉一帝一后,是节制、适宜的。现在一般人的屋壁挂上了皇帝的服饰,下贱的倡优也用皇后的服饰,这样天下财力不枯竭,恐怕是不会有的吧。况且皇帝自己穿的是黑色粗厚的丝织品,而富民的墙壁上披挂着华丽的刺绣;皇后用来镶衣领的花边,一般人的婢妾却用来镶在鞋口上,造就是我所讲的错乱的事。一百个人做衣,不能满足一人穿,要想使天下之人不受冻,怎么可能做到呢?一个人种地收获的粮食,十个人聚集起来吃它,要想使天下之人不挨饿,是不可能做到的。饥饿寒冷关系到人的身体,要想使他们不做奸邪的事,也是不可能的。国家的财力已经枯竭了,盗贼兴起衹是需要时间罢了。然而献计的人却说:“不变动为上策。”社会风气已经到了对长上极不尊敬的地步,简直是没有尊卑等级,简直是冒犯皇上,而献计的人却说:不要去改变这种状况。”可以为之深深叹息的,就是这样的事啊。

商君抛弃礼义,舍弃仁恩,一心一意变法圆强,他的变法主张推行了两年,秦朝的风俗渐渐衰败。所以秦朝人家庭富裕儿子成年了就分家,家庭贫寒儿子成年了就到女方家去成婚。借给父亲农具,就流露出恩赐的脸色;母亲取用一下畚箕和扫帚,立即遭到责骂。儿媳抱着孩子喂奶,与公公一同伸开腿坐着;婆媳之间一不高兴,就顶嘴吵架:他们宠爱儿子贪图利益,不同禽兽的地方没有多少了。然而商君顺应时势一心进取,还可以说是为了挫败六国,统一天下。功成名就了,最终不知道违背了廉耻羞愧的节操,违背了仁义的厚德。推行兼并的办法,成就了进取的事业,却败坏了天下。势力大的压倒势力小的,聪明的欺侮愚笨的,勇猛的威吓胆怯的,强壮的欺凌衰弱的,真是乱到了极点。因此大贤汉高祖刘邦出来扶持天下的危乱,声威震荡四海,恩德遍布天下。过去是秦朝的天下,如今转为汉朝的天下了。但是秦朝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还没有改变。当今社会上人们都竞相追求奢侈豪华,而上面又没有建立制度,这种抛弃礼义,槟弃廉耻的风气一天比一天厉害,可以说足每年每月都不一样了。衹注重追逐名利,而不顾行为的好坏,到了今天,严重的发展到杀害自己的父亲兄弟了。盗贼割取皇帝宗庙后室的门帘,拿起汉高祖、汉惠帝两庙的祭器,白天在大都城中抢夺官吏的钱财。作伪的人骗出近十万石粮食,征收六百多万钱财,乘坐官车周游郡国,这真是没有道义到了极点。而大臣衹把不上报公文和期会的中断当作大事。至于社会风俗的败坏,却安然处之不以为怪,无动于衷,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心归向正道,这些不是平庸的官吏所能做到的。平庸的官吏所能干的,衹在于写写公文,收收钱财,不懂得治国的根本。陛下您又不为此忧虑,我私下为陛下惋惜。

确立君臣上下之间的等级关系,使父子之间有礼可遵,六亲之间有法度可循,这不是上天所为,而是人们设立的。人们设立的制度,不做的事不设立,不建立制度就维护不了人际关系,不维护制度就会破坏人际关系。《管子》说:“礼义廉耻是治国的四个纲,这四个纲不张,国家就要灭亡。”假使管子是个愚蠢的人那就罢了,假使管子是稍微知道治国的根本道理的,那么,怎能不为此寒心呢?秦朝舍弃四个纲而不张,所以君臣的等级关系错乱,六亲遭殃被杀,奸邪的人一同起来,万民叛离朝廷,一共十三年,而整个国家成为一片废墟。现今四个纲还没有齐备,所以奸人有机可乘,而人心疑惑不定。哪如在现在确定等级制度的原则,让君是君臣是臣,上下有差别,父子与六亲各得其所,奸人没有机会可乘,而群臣都讲忠信,皇上不疑惑!这样的法度一建立,世世代代得到安宁,而后代就有法可遵循了。假如等级制度的原则没有确定,就像渡江时没有缆绳和船桨一样,到中流遇到风波,必定要翻船。我认为可为之叹息的就是这样的事啊。

夏朝统治天下,有十多代,而殷商承接它。殷商统治天下,有二十多代,而周朝承接它。周朝统治天下,有三十多代,而秦朝承接它。秦朝统治天下,两代就灭亡了。人的性情相差不是很远,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政治清明统治长久,而秦朝没有德政暴虐残酷呢?这当中的原因可以知道。古代的帝王,太子刚生下来,就用礼来教养,让士人背着他,有关的官员整洁身心显示庄重,端正衣冠,到南郊祭天。过宫阙就下车马步行,过宗庙就俯着身小步快走,这是孝子之道。所以在婴孩时教育就已经进行了。过去,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召公做太保,周公做太傅,太公做太师教育他。保,保护他的身体;傅,传授给他道德、行为的道理;师,教育训导:造就是三公的职责。于是又设三少,都是上大夫级别,叫少保、少傅、少师,这是同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所以当太子刚懂事,三公、三少就给他讲明孝、仁、礼、义,并引导他去做,驱逐奸邪之人,不让太子见到不好的行为。由于这样,都选拔天下行为端正,讲求孝悌,见识广博,有道德学术的人护卫辅助他,让这些人跟太子居住一处,同出同入。所以太子刚生下来见到的是正事,听到的是正言,推行的是正道,左右前后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习惯于同品行端正的人相处,品行就不会不端正,如同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讲齐国话;习惯于同品行不端正的人相处,品行就不会端正,如同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讲楚国话。所以选择天子的嗜好,必须先使他接受教育,然后才能去试行。选择天子的爱好,必须先使他有了习惯,然后才能去做。孔子说:“小时养成的习惯好像是自然的天性。”等到太子稍稍长大,知道女色,就让他进入学校学习。学,就是朝廷裹的学馆。《学礼》说:“帝入东学,懂得尊敬亲属,重视仁爱,于是亲、疏有了序别而恩德都能施加到了;帝入南学,懂得尊敬老年人,注重信义,于是长幼有了区别而民众互相不欺骗;帝入西学,懂得尊敬贤良,注重道德,于是圣贤聪明的人得到任用而有功之人不被遗漏;帝入北学,懂得尊敬有地位的人,崇尚爵禄,于是贵贱之分有了等级而卑下的人不超越自己的身份;帝入太学,从师请教治国的道理,回来练习并接受太傅的考核,太傅惩罚他不合标准的地方,而改正不足之处,于是,德行和智慧增长了,治国的办法也学到了。这五学在上面学成了,那么百官和平民在下面就会受感化而和睦相处了。”等到太子加冠成年,免去太保、太傅的管束,就有记载过失的官员,用减膳食的办法进行规劝的官员,还竖起旌旗招引人们进善言,在路旁竖起木牌记载过失,在官府门口设进谏时敲的鼓。瞽史用诗来规劝,乐工朗诵进谏的文章来规劝,大夫进献计谋,士传诵民间警语。智慧和学习一起增长,所以做事就能切合准则;教化和思想一起形成,所以行为合乎道理就像出自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之礼:春天的早上去祭曰,秋天的傍晚去祭月,以此表示敬重天地;春秋入学的时候,请国老上座,太子捧着肉酱亲自送给他,以此表示孝敬长老;乘车出行,速度快慢要适合车上的铃声,走路时,慢步要合乎《采齐》的节奏,快步要合乎《肆夏》的节拍,以此表明懂得礼节;对于禽兽,活的时候见过它,听见过它的叫声,死了以后就不吃它的肉,所以要远庖厨,以此加深恩惠,而且表明有仁爱之心。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统治长久,是因为他们辅助太子有这些办法。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他们的社会风气本来就不是讲究谦让,他们崇尚的是揭发人家阴私;他们本来就不是讲究礼义,他们崇尚的是刑罚。使趟高辅助秦二世,教他的是刑戮之法,所练习的不是杀人割鼻子,就是减门三族。所以秦二世今天登上皇帝位而明天就杀人,把忠心进谏的话说成是诽谤,深远的计谋当成妖言,把杀人看作是割草一样。难道衹是秦二世的性恶吗?那是由于教育他的东西不合理的缘故。

俗语说:“不熟悉做官的事,看看以前官吏做过的事。”又说:“前面的车颠覆了,后面的车作好戒备。”夏商周三代的统治之所以长久,看过去的事就可知道了;然而不能依从的,是不效法圣贤的聪明。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有痕迹留下可以看出;然而如果不避免,后面的车又将倾覆了。存与亡的变化,治与乱的关键,其要旨就在造裹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太子治国能力的强弱,在于早期开导教育,与选拔辅助护卫太子的左右人。在思想还没有放开时就先开始教育,那么教化就容易成功;领悟治国道理和知识道义的要旨,则是教育的力量了。至于习惯的养成,则是左右的任务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生下时声音相同,嗜好欲望也没有什么差异,等长大养成习惯了,他们之间的语言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相通,行为习惯有到死也不能互相改变的,那是教育和习惯造成的结果。所以我说选好左右辅佐的人和进行早期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得当而且左右的人品行端正,那么太子就正派丁,太子正派了,天下也就安定了。《尚书》说:“天子一人有庆幸的事,亿万民众依赖他得好处。”这是当前急于办的事。

大凡人的智慧,能见到的已经是这样,不能见到的也想这样。礼是用在禁止人们的行为将要发生之前,而法律是用在行为已经发生之后,所以法律的功能容易看到,而礼的功效却难知晓。假如庆赏用来劝善,刑罚用来惩恶,先工执掌这样的政权,会坚硬如同金石,推行这样的命令,会得到长久信从,掌握这种方法的人,像天地一样无私,难道还不使用吗?然而说礼之于礼,重要的是杜绝坏事在没有发生以前,而教育放在细微的地方,使老百姓一天天接近善良远离罪恶而自己不知道。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一样,一定要使诉讼事件消灭才好!”为国君谋划的人,不如先审定要选择和弃置的东西;取舍的标准定于朝廷,而安危的开始应验在社会上。平安不是一天能够平安的,危险也不是一天就危险了的,都是积蓄以后才逐渐发生的,不可不仔细考察。国君所积蓄的,在取舍方面。用礼义来治理国家的人,积蓄的是礼义;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的,积蓄的是刑罚。刑罚多而老百姓就要埋怨反抗,礼义多而老百姓就会和睦相亲。所以国君希望老百姓从善的想法相同,而使老百姓行善的方法是不同的。有人教导他们德行,有人用法令来逼迫他们。用德行教导他们的,德行被推广而民众和气快乐;用法令来威逼他们的,法令到了极点而民众的风气哀怨。哀乐之感,便是祸福的应证。秦王想尊崇宗庙而安定子孙的想法,与商汤、周武王相同,然而商汤、周武王扩大了他们的德行,六七百年而不失败,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就大败了。这没有别的缘故,商汤、周武王确定取舍审慎而秦王确定取舍不审慎。天下,是重要的工具。现在人们把器物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况与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在于天子怎么放置它。商汤周武王把天下放于仁、义、礼、乐的位置,而恩德广被四方,禽兽、草木茂盛,恩德加于蛮貊四夷,接连子孙几十代,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秦王把天下放在法令刑罚的位置,恩德一点没有,而埋怨仇恨遍布社会,平民百姓憎恨他如仇敌,祸害差一点临身,后来子孙诛死断绝,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这不是很明显的效验吗!有人说:“听人说话,一定要看他的行动,这样他就不敢胡说八道了。”今天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国君为何不援引商、周、秦朝的事来让他们看呢?

国君的高贵譬如殿堂,群臣譬如台阶,百姓譬如地。所以台阶在九级以上,地基离地面远,那么殿堂就高;台阶没有级,离地面近,殿堂就低下。高的难以攀登,低的易于跨上,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朝廷有公、卿、大夫、士,地方封国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大小官吏,一直排到平民,等级分明,而天子的地位在最上面,所以他的尊贵是至高无上的。里巷流行的谚语说:“要投掷东西打老鼠却又顾忌损坏器物。”这是很好的比喻。因为老鼠距离器物近,人们尚且害怕损坏器物而不敢打,何况显贵之臣距主上太近了呢!用廉耻节礼治理君子,所以有赐死而没有杀戮侮辱。因此,脸上刺字割掉鼻子的罪行不加到大夫头上,因为他们离主上不远啊。礼规定不能计算拉国君坐的车的马的年龄,踢踩马的草料要受惩罚;看到国君的案桌拐杖就肃立,遇到国君的车马就去到低处,进入正门就小步快走;国君的宠臣即使有人有了过错,杀戮的罪行不加在他身上,这样做是为了尊敬国君。这是为了使皇上预先避开对他不尊敬的事情,而用礼貌来鼓励大臣保持节操。今天自王侯三公这些贵人起,都是天子所要敬重以礼相待的人,就是古代的天子称作伯父、伯舅的人,而对他们与民众同样施用各种刑罚,那么殿堂不是失去台阶了吗?被杀戮侮辱的人不是太迫近天子吗?廉耻不被推行,大臣岂不就会掌握过重的权力,大官不就会有囚徒的无耻之心了吗?望夷宫这件事,秦二世被判处重刑,这是投鼠而不忌器造成的。

我听说,鞋子即使很新也不能放到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用来垫鞋。曾经处在被尊宠地位的人,天子对他以礼相待,官吏民众曾对他表示过敬畏。今天有了过错,皇帝下令废黜爵位可以,罢除官职可以,赐他死可以,灭了他的家族可以;至于把他捆绑起来,牵着押送给司寇,编在徒官的管辖之下,让司寇小吏咒骂和鞭打他,这恐怕是不能让一般民众看到的吧!卑贱的人熟知被尊宠的人一旦有了过错,我也可以同样对待他,遣不是教习天下的办法,也不符合尊尊贵贵的教化。天子曾经敬重过,民众曾经尊崇过,让他死了就死了,卑贱人怎么可以这样折磨侮辱他呢!

豫让事奉中行氏之君,在智伯攻灭中行氏之后,转而事奉智伯。等到趟襄子灭掉智伯,豫让就毁坏容貌,吞炭使声音嘶哑,一定要报复赵襄子,为智伯报仇,但多次没有成功。有人问豫子,豫子回答说:“中行氏像对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我也像一般人那样事奉他;智伯像国士一样待我,我就像国士一样报答他。”所以同一个豫让,起初背叛自己的主人去事奉他的仇敌,行为像猪狗,后来又持节尽忠,行为像烈士,这是主上使他这样的。所以国君对待他的大臣如同对待犬马,他们就甘愿做犬马。如果对待他们如同对待犯人,他们就甘愿做犯人。顽固愚笨无耻,胸无大志没有节操,没有廉耻之心,并且不自爱,马马虎虎就可以了,所以他们见利便向往,见利便争夺。遇到主上失利,就乘机篡权;遇到主上有了患难,就衹顾自己苟且偷生,袖手旁观;有利于自己的,就欺诈出卖主人而从中谋利。这样对主上有什么好处呢?群臣众多,而主上衹有一人,主上委托的财器职业等权力都集中在群臣之手。全都无耻,全都胡作非为,主上就最担心了。所以古人说:“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这样做是为了勉励宠臣守节。古代有大臣因为不廉洁之罪要被废黜的,不说不廉洁,说“篮簋不整洁”;因为淫乱肮脏男女无别的,不说肮脏,说“帷薄不修”;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官职的,不说软弱无能,说“下官不职”。所以对有地位的大臣定罪时,不仅不以斥责的口吻正面宣布他的罪行,还迁就地为他隐讳。所以那些处于应被大声谴责呵斥的地位的人,听到谴责呵斥就穿上丧服,盘水加剑,到请罪的房间去请罪,皇上不叫人捆绑起来牵着走。犯有中等罪行的人,听到命令便白毁容仪认罪,皇上不使人把刀架到他的脖子上。犯有大罪的人,听到命令便朝北跪拜认罪,跪下自杀,皇上不派人揪住他的头发往下按把他处死,说:“你大夫是自己有罪啊!我待你是有礼的。”对待他有礼,所以群臣自爱;以廉耻待人,所以人们就注重节操和德行。皇上设立廉耻礼义来对待他的臣子,而臣子不以节操和德行报答他的主上,那他就不是人啊。所以教化成、风俗定,那么作为臣子的人,就会想到主上便忘了自己,想到国家便忘了自己的家庭,想到公事便忘了私事,见利不随便谋取,见害不苟且逃避,衹按照道义办事。皇上施行教化,所以父兄之臣忠诚于祖业而死,制定和推行法度的大臣忠诚于国家而死,辅助保护君主的大臣忠诚于君主而死,守边御敌的大臣忠诚于城郭疆界而死。所以说圣人拥有金城,就是用金城这样的物来比喻众臣的这种意志的。他尚且为我而死,所以我必须与他共生死;他尚且为我而亡,所以我必须与他共存亡;他将为我去冒危险,所以我必须与他一起平安。顾全德行而忘记利益,守住节操而主持正义,所以可以托付给他不加约束的大权,可以寄养未成年而父已死的皇帝。这是勉励廉耻推行礼义所应该达到的,主上何必要失去这些呢!这些事不做,反而长久地顾及不该做的事,所以我说可以为之叹息的就是这些事啊。

这时丞相绛侯周勃免职回到封国,有人告发周勃谋反,把周勃捆绑押解到长安下狱治罪,结果没有反事,又恢复了他的爵位,所以买谊用周勃的事来规劝汉文帝处罚大臣要慎重。汉文帝深深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对待臣下有了分寸。这以后大臣犯了罪,都自杀,没有处以死刑的。到了漠武帝时,从宁成开始,才逐渐有大臣犯罪入狱的。

起初,汉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即皇帝位。后来把代国分为两国,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小儿子刘胜为梁王。后来又调代王刘武为淮阳王,而太原王刘参做代王,得到原先代王的全部封地。过了几年,梁王刘胜死了,没有儿子。贾谊又上疏说:陛下如果不订立制度,如今的形势,祇不过是一二世罢了,诸侯王国尚且没有管束,势力建起并逐步强大,汉王朝的法令就得不到推行了。陛下用来保持自己和皇太子所依赖的,衹不过是淮阳和代两国罢了。代国北面靠近匈奴,与强敌为邻,能够保全自己就差不多了。而淮阳同大诸侯相比,仅仅如同小小的黑痣长在脸上,衹适合被大国所吞食,而不足以抵御大国。现在制度在于陛下制定,编制诸侯国而让自己的儿子适合作大国的食饵,难道可以说是工于心计吗!主上行为与平民百姓不同。平民百姓,注重小德行,讲究小廉洁,以此托付于乡里,主上注重的是统一天下,安定社会。高皇帝瓜分天下给有功之臣做诸侯王,反对的人如同猬毛一样起来,认为不可以,所以除去不义的诸侯而空着他的国家。选择良辰吉曰,在洛阳上束门外立他的几个儿子,全都做了诸侯王,这样天下安定了。所以干大事的人,不被小的行动所牵累,最后成就大功业。现在淮南这个诸侯国跨越的土地,远的有达到几千里的,超过梁和淮阳两个诸侯,而作为县属汉王朝统辖。淮南的官吏和老百姓因为徭役往来长安的人,拿出全部家财添补衣服,但半路上衣服就破了,钱大多用在这项费用的开支上,他们苦于隶属于汉而非常想得一个诸侯王,逃跑而归附于诸侯的已经不少了。这种形势不能让它长久。我有一个愚笨的计谋,希望拿出淮南之地加给淮阳,而在立了梁王以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县和束郡加给梁国;不行的话,可调代王建都睢阳。梁国的土地从新郭起向北靠近黄河,淮阳取陈国以南土地接着长江,这样,大诸侯国有野心的,也会吓破胆而不敢图谋。梁国足以防御齐国、趟国,淮阳足以抵挡吴国、楚国。陛下可高枕而卧,没有崤山以东的忧患了,这是两代人的利益啊。当今国家安定,正好遇上诸侯都年少,几年以后,陛下将看到危机了。秦朝Et夜苦心积虑消除六国的祸患,现在陛下以权力控制天下,衹用面颊表情示意人,想要达到的就能如意,如果陛下高拱两手酿成六国的祸患,就难以说聪明不聪明。苟全自身没有滋事,蓄留祸乱,仔细看看而不决定,万年之后,传给老母弱子,将使他们不得安宁,不可以说是仁爱。我听说圣主要说话时,先问臣子而不自己先说。因此使臣子们能够尽表愚忠。希望陛下裁纳我的话。

汉文帝于是采纳了买谊的计策,就调淮阳王刘武为梁王,梁国北面以泰山为界,西面到达高阳,得大县四十多个;调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安抚他的老百姓。

当时,又封淮南厉王刘长的四个儿子都当列侯。贾谊知道皇上一定要恢复诸侯王的爵位,上疏进谏说:“我私下担心陛下将要封淮南厉王的几个儿子为王,这是没有同臣下仔细计议过啊。淮南王反叛作乱,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行?陛下幸而宽大放逐他,他自杀而死,天下谁认为他死得不应该呢?今天重用罪人的儿子,恰好辜负了天下人对厉王的谴责!厉王的儿子稍稍长大,难道能忘了他父亲的仇恨吗?白公胜为父报仇,就是针对祖父和伯父、叔父的。白公胜发动政变,不是夺权篡位,而是发泄心中的愤恨之气,手持尖刀刺向仇人胸膛,本来要和仇人同归于尽。淮南地方虽小,黥布曾经利用它反汉,汉朝能够存在真是太幸运了。让仇人据有足以危及汉朝的资本,是失策的。虽然把厉王的四个儿子分割开来,但他们为父报仇的想法是一个。给他们很多民众,使他们积累很多财产,这样做,如果不是像伍子胥、白公那样在都城公开起兵报仇,就会有专诸、荆轲这样的暗杀行刺,造就是所谓的把武器借给盗贼,给老虎添了翅膀啊。希望陛下稍微考虑一下!”

梁王刘胜坠马而死,贾谊感伤自己作为太傅失了职,常常哭泣。过了一年多,也死了。贾谊死时,年三十三岁。

后来的四年,齐文王死了,没有儿子。汉文帝想起贾谊的话,于是把齐国分成六个小国,分别立悼惠王的六个儿子为王;又调淮南王刘喜到城阳,把淮南分成三个小国,分别立厉王的

个儿子为王。以后十年,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景帝三年,吴、楚、赵与四个齐王联合起兵反叛,向西直逼漠京城长安,梁孝王刘武保卫长安,最后打败七国。到汉武帝时,淮南厉王的儿子做了王的也有两国谋反而被诛灭。

汉武帝即位,任买谊的孙子二人为郡太守。其中买嘉最好学,继承书香门第。

赞曰:刘向称“买谊谈论夏商周三代和秦朝治乱的意义,他的论述十分优美,他通晓国家典章制度,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超过他。假如当时他的主张得以实行,功业教化必定显著。但他被庸臣陷害,实在让人痛心”。回过头去看看汉文帝沉静无为,身体力行来移风易俗,贾谊所陈述的主张被略微施行了。等到想改定制度,因为汉是土德,就崇尚黄色,官印的数字使用“五”,等到想试着拥有属国,就施用贾谊的“五饵”、“三表”来紧紧拴住单于,他的办法因此取得了效果。贾谊英年早逝,他做官虽然没到公卿,但不是没有机遇。他的著述共五十八篇,摘取其中切于时事的内容写在他的传中。

贾谊传:https://www.gushicidaquan.com/wenyanwen/1237.html

班固:https://www.gushicidaquan.com/shiren/199.html

董仲舒,广川人。年轻时研究《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他在室内挂上帷幕,坐在帷幕后面讲学,弟子们先入学的对后入学的传授学业,有的学生竟然没有见过他。董仲舒三年不看园圃,精心钻研学问到如此的程度。他的进退仪容举止,不符合礼仪的不做,学士们都尊他为老师。

汉武帝继承帝位以后,下令荐举贤良文学先后一百多位,董仲舒作为贤良回答皇帝的策问。汉武帝策问道:我继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传下去,延长到无穷尽的未来,这项任务巨大而且职守重要,所以我从早到晚都没有时间来享乐休息,长久地思考一切事情的原委,惟恐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广泛地邀请各地的豪杰俊才,郡守、国王、诸侯公正地推选出来的贤良、修德、博学的才士们,我想知道治国大道的纲要,安民理论的最高原则。现在大夫们卓然作为贤良的首选,我认为这很好。大夫们要精心思考,我很想知道和要问的如下。听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之道,是改革制度,创作乐章,因而天下安定,后来的百位国王也都同样这么作。虞舜的乐以《韶》乐最美好,周朝的乐以《勺》最优美。圣明的君王死后,钟鼓管弦的声音依然存在,可是大道衰微,逐渐变坏到桀纣那样的所作所为,王道大大地败坏了。这五百年中闾,遵守旧制度的国君和当权的士人,想学习先王的法制来辅助当时政治的很多,可是都没有扭转过来,而且王道还一天天走向灭亡,一直到后来的王兴起了,这种没落的趋势才得到制止。难道是他们所信奉的有错误,而失掉了道的传统吗?还是天命就是这样,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一定要衍变到国家危亡以后才停止呢?唉!所作的一切日夜勤劳,力求效法遥远的古代,难道都没有作用吗?那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承受天命,他们的依据在什么地方?灾异变故,又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呢?性命的实际,或者天亡,或者长寿,或者仁德,或者鄙陋,常常听到这些名称,可是没能透彻地明晓其中的道理。想用风俗教化的力量使命令推行;使刑罚减轻,奸邪改变;使百姓和睦安乐,政治开明。应该怎样整顿政治才能使甘露普降,百谷丰收,使四海之内的人民都受到德泽,连草木也得到滋润?怎样才能使曰、月、星三光完全不发生亏蚀,寒暑季节正常,能够得到天的福佑,为鬼神所歆享?使德泽洋溢,扩大到国外,普及到所有的生命呢?

大夫们通晓先代圣王的事业,熟悉风俗变化的道理,了解事物从发生、发展到结束的次序,而且你们研究高深道理的时间也很久了,希望把研究的成果明白地告诉我!要分清条理,不要笼统,不要混乱,提出的方案,也应慎密考虑。要是有不正直、不忠实、邪曲不守中道的官吏,你们大胆告诉我,决不会泄露出去,我亲自拆看,希望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大夫们尽管说出所知道的一切,不要隐瞒,我要亲自看的啊!董仲舒的对策说:

陛下发出有德的声音和英明的韶书,寻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情况是很可怕的呀!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异的事来警告和恐吓它;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如果不是非常无道的世代,天总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于君主发奋努力罢了。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奋发努力行道,德行就会曰见崇高,而且越发成功,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诗经》上说:“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尚书》中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奋勉努力的意思。

“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没有制作乐章的时候,就选用先代君王乐章中能适合当时社会的,用它来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实效,典雅、歌颂的乐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后才作乐,用乐来歌颂他的功德。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感化民俗的;乐改变民风容易,感化人民也有显著的功效。所以,乐的声音是从和谐的气氛中发出,依据于感情,接触到肌肤,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虽然衰微了,管弦之声却依然流传。虞舜的政治已经很久都没有了,可是流传下来的乐颂还依旧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很多,这是由于任用的人不得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厉王和幽王不遵循这个“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圣君的德行,复兴久已停滞的事业,补救时弊,发扬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周代的“道”又灿烂复兴起来。诗人赞美他,为他作诗,认为上天保佑他,为他出生贤良的辅佐,后世称颂周宣王,至今不绝。这是周宣王H夜不懈地做好事得来的。孔子说“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乱、废和兴,都在于自己。世遭衰乱并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于人君的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优良的传统啊。

臣听说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达到的事情,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就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感应到诚意,祥瑞就出现了。《尚书》中说:“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裹,有火覆盖着王屋,变成了乌鸦。”这就是承受天命的凭证啊。周公说:“应得善报呀!应得善报呀!”孔子说:“有德的人决不会孤立,一定会得到帮助。”这都是积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后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诸侯背叛他,杀害良民,争夺土地,废弃道德教化,滥用刑罚。刑罚使用不适当,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积在下面,怨恶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妖孽滋生。造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

臣听说,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来的本质,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所以人的寿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尧、舜实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长寿;桀纣肆行暴虐,人民就贪鄙天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从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裹,听凭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属放在容器裹,听凭冶匠的铸造。《论语》中说:“使人民安定,人民就来归顺,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会同心协力。”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臣仔细考察《春秋》裹“春王正月”的意思,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了“正”。“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天的作为。正是王的作为。它的意思是说,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为,下面用来端正自己的行为,“正”是王道的开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去求到这个开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阴阳,阳作为德,阴作为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常常处在盛夏,把生育养长作为自己的事;阴经常处在严冬,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罚的。天使阳出现,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阴入内,在下面藏伏,时常出来帮助阳;阳没有阴的帮助,也不能使年岁独自完成。从始至终阳是以完成年岁为名的,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年岁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现在废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员,衹任用执法官吏来治理人民,这难道是先王任用刑罚的本意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就杀人,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面,却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这是难以办到的啊。

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一”就是万物的开始,“元”就是辞语中所说的“大”。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来却要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裹面。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民长育,五谷丰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间都受到恩泽,并呈现出非常丰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听到君主的盛德都来称臣,一切幸福的东西,可以得到的祥瑞,无不毕至,这就是王道完成了。

孔子说:“凤鸟不来到,‘河图’不出现,我恐怕要完了吧!”这是他悲伤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自己地位卑贱而不能招来。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势,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广厚,才智聪明而意向美好,爱护人民而喜欢文士,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建立,没有把人民纳入正道吧。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不拿教化作他们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它的堤防坏了。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习俗美好的缘故啊。

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所遗留的一切痕迹都扫除掉,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到了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养成,子孙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会衰败。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无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继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无道,严禁文学,不许私自藏书,摒弃礼义,甚至厌恶听到礼义的话,他想把先王的道义完全毁灭掉,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像秦朝这样用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腐败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泥糊的墙,不能粉饰啊。”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和泥墙,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办法。法令一颁布,奸邪接着就发生,命令一下达,欺骗跟着就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木柴去救火,衹会越来越糟,没有任何益处。譬如琴瑟的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把弦折下来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不行,坏得厉害的,必须破旧立新,才能治理。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改弦更张的,虽然有优秀技工也不能调理好;应当改革而不改革的,虽然有大贤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古人证过:“站在潭边羡慕别人捕到了鱼,不如自己回去编织鱼网。”汉朝临政并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接受天给予的福禄。”执政能适合人民,自然会得到天给予的福禄。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久不变的道,这是王者应培养整饬的。这五种道能培养整饬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来赞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会普及到国外,扩大到一切生命。

汉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对策认为很不寻常,于是又策问大夫们说:策问说:听说虞舜的时候,虞舜常常在宫殿的走廊裹散步,没有什么作为,可是天下太平。周文王整天忙到El头偏西,连吃饭的空儿都没有,天下也很太平。帝王治理天下的道,难道没有共同的条理,一贯的主张吗?为什么安逸和劳苦有这样大的差别呢?那些勤俭的帝王连黑色、黄色的旌旗也不制作。可是到了周朝,在宫门外筑了两座观望的台,乘坐用玉装饰的车,制造红色的盾和玉石做的斧柄,朝廷裹排列着六十四人的舞蹈,到处响起歌颂的声音。帝王的道,难道意旨不一样吗?有入说:“良玉不需要雕琢,”有人说“没有文采就不能辅助德行,”两种说法是不同的。

殷朝人制定五种刑法来防止奸诈,用毁伤身体的办法来惩戒邪恶。可是周成王和周康王放弃这些刑法四十多年,天下也没有犯法的。监狱空荡无人。秦国使用这些刑法,杀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接连不断,天下空虚,人口减少,真可哀呀!

唉!我晚睡早起,考虑先代帝王的法典,久久地思虑用什么来适合至尊的地位,光大祖宗的事业,我认为关键在于努力搞好农业,任用贤人。现在我亲自耕种籍田为农民做榜样,鼓励百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有德行的人,并且派出很多使者,络绎不绝地去慰问劳苦人家,救济没有父母、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一切办法都想到了,但并没有收到大的成效和美好的德行。现在阴阳错乱,天地间充满了恶劣的气氛,许多生物得不到生长,人民陷在贫困的境地,廉洁的人和无耻的人混淆在一起,好人和坏人也分不清楚,得不到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广泛地邀请了特别杰出的士人来请教,目的也许可以达到吧!现在大夫们等待诏命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谈论当今的事情却不切实际,用古代历史来印证不相符合,用现在的情况来考察又难于实行,难道是因为受到文吏法令的牵累而不能任意发挥吗?还是因为学术的来源不同,所得的见解各异呢?每个人都可以尽意对答,写在篇上,不要害怕主管官吏,阐明你们的意旨和方略,进行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董仲舒对策说:

臣听说尧承受了天命,担忧天下不容易治理,没有拿处在天子的尊位作为欢乐,他诛杀、放逐扰乱国家的大臣,努力寻求贤圣的人,所以得到舜、禹、后稷、高、咎繇。有众多圣明的人来帮助他提高德行,有许多贤能的人来辅助他恪尽职守,于是教化大行,天下太平,人民都安于行仁,乐于行义,各得其所,行动合乎礼义,从从容容地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所以孔子说:“假如有王者,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就是指这说的啊。尧在位七十年,就让位给虞舜。尧死后,天下人民没有归心于尧的儿子丹朱,却归心于舜。舜知道不可逃避,于是即位做了天子,用禹做宰相,继续任用尧所任用的人,继承了尧的传统和事业,所以垂衣拱手没有作为,就使天下太平。孔子说“《韶》乐十分美,又十分善啊”,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商纣,违背天意,残毁万物,杀害贤良聪慧的人,残害百姓。伯夷、姜太公都是当时的贤人,他们隐藏起来,不愿出来做官。在职为官的人,都逃亡到河边、海滨。天下黑暗混乱,人民不得安宁,所以天下的老百姓都背弃殷纣王,拥护周文王。周文王顺从天意治理万物,以贤良有德的人为教师并且起用他们,所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贤士都聚集在周的朝廷。仁爱施于人民,天下人都归顺他,所以姜太公从偏僻的海滨来投奔,后来做了周朝的三公。这时候,商纣王还在做天子,尊卑的次序混乱,百姓四散逃亡,周文王非常痛心,想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所以他整天忙得El头偏西还没时间吃饭。孔子写《春秋》,先写王作为正,然后记载各种事情,这表现了在下位而有德行的所谓素王的文章。这样看来,帝王的条理系统是一致的,但是勤劳和安逸不相同,是因为所遭逢的时代不一样。孔子说“《武》乐十分美,不够十分善啊”,就是这个意思。

臣听说制度文采和黑色、黄色的装饰,都是用来分别尊卑、区分贵贱和劝勉人们要有德行的。《春秋》是承受天命著述的,所以它首先制定的,就是改变历法和衣服的颜色,用这来顺应天。那么,宫室和旌旗的制度是有效法才那样的。所以孔子说:“奢侈了就不够谦逊,节俭了便简陋。”节俭并不是圣人适中的制度。臣听说好玉不雕琢,是因为它的质地本来就滑润美好,不需要再加以雕饰,造就好像项橐没有学习就能自己知道一样。可是普通的玉要是不雕刻,就不能成就美丽的花纹;君子不学习,就不能成就美德。

臣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对年轻的就教他们养成学习的好习惯,对年长的就授给职位察看他们的才能。用职位和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禁止他们作恶,所以人民都懂得礼义而耻于触犯他们的上级。周武王施行大义,平定残贼,周公作礼乐来加以文治,直到周成王和周康王时的盛世,牢狱空虚了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感染和仁义的影响,不仅仅是毁伤身体的刑剖的功效。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效法申不害、商鞅的办法,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贪污成风,并不是用礼义来教化天下。秦衹求名而不察实,行善的好人不一定能免罪,犯法的坏人也不一定就受到惩罚。所以百官都谎言欺诈,不务实际,表面上都表现出尊敬君上的礼貌,内心却怀着背叛君上的打算,弄虚作假来掩饰狡诈,追逐私利,没有羞耻;又总喜欢使用残忍刻毒的官吏,无限制地征收赋税,榨尽人民的财力,百姓四处逃亡,不能从事耕田和纺织工作,于是强盗到处起事。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的人一个接一个,但是做坏事的并没有停止,这是风俗教化所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法来教导人民,用刑罚来制裁人民,人民苟且地要求免受惩罚却不知道羞耻。”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顺服的。陛下广泛地观察,多方面听取,尽可能地吸取群下的智慧,具备了天下的美德,崇高的德行显耀普照,扩大到国外。远达万里的夜郎和康居悦服归心,就真是太乎到来的景象啊。但是恩德并没有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大概是您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说:“尊崇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就高明了;实践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在于对这些注意罢了。”希望陛下采用所听到的道理,诚心诚意按那些道理去做,那么,跟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陛下亲自耕种籍田来倡导农业,早起晚睡,为人民担忧,思念古代治世,用心寻求贤人,这也是尧舜的用心啊,可是没有得到贤人,这是因为平时对于士人没有鼓励劝勉的缘故。平时不培养人才却想寻求贤人,就好比不雕刻玉却要求玉有文采一样。所以培养人才没有比办好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产生贤士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现在各郡国的人都很多,可是有些郡国还没有应举贤良文学策问、作对策的人,造就是因为王道在那裹经常断绝。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聘请高明的教师来教育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问他们而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现在的郡守、县令,就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是委派他们禀承君主的恩泽去宣扬教化的,师表不贤良,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就传布不到下面。现在官吏既然没有教育人民,或者不实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和坏人狼狈为奸,谋取私利,致使贫穷孤弱的人含冤受苦,流离失所,很不符合陛下的意愿。所以阴阳错乱,怨气充满,人民无法生活,在苦难中得不到救助,这都是郡守县令们不贤明,才造成这样的现象啊。

郡守、县令多数是出身于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的大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仗着有钱财,不一定贤明。而且古时候考核官吏的功劳,是按照做官是否称职来区分的,不以在任时间的长短为标准。所以才能小的人,虽然任职时间很长,还是小吏;有才能的人,虽然任职不久,并不妨碍他升迁为辅佐大臣。所以有职守的官吏,都竭尽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努力做好工作,争取立功。现在却不是这样,官吏们积累时间就可以得到高位,日子一久,就可以升官,所以廉洁和无耻混淆,好人和坏人不分,真正的贤才就无法得到。臣愚蠢地认为让各位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他们管辖下的官吏和百姓中的贤才,每年荐举两人,用他们在皇宫中值宿守卫,而且还可以拿这件事来观察大臣的能力,如果荐举的人贤能,就给予奖赏;要是荐举的人不好,就加以惩罚。如果像这样,诸侯、二千石官都尽心寻求贤才,天下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得到,授给他们官职加以任用了。遍得天下的贤人,那么三王的盛世也就容易做到,尧舜的声名也就可以赶上了,千万不要用做官时间的长短来计算功劳,实际考察官吏的贤能是上策,衡量了才能以后再授给官职,考察了德行以后再确定职位,那样,廉洁和无耻待遇不同,好人和坏人就能够区别了。陛下给臣恩惠,宽恕臣的罪过,教臣不要害怕主管官吏,使臣能够切磋研究,臣不敢不倾吐自己肤浅的见解。于是天子又提出策问。漠武帝策问道:听说“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说古的,一定能在现实中得到证明”。所以我问你们天人感应的关系,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哀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逐步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大夫们明晓阴阳的变化和作用,熟悉先代圣王的道术和事业,可是你们的文章并没有把这些充分表达出来,难道是你们对当代的政务有什么疑惑吗?有些道理没有系统整理和完整表达,大概是由于我不聪明,或是听话会迷惑吧?三王的教化,最初各不相同,却都有不足,有人说道是恒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意思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现在大夫们既然已经写出了大道的最高原则,陈述了治理乱世的方法,希望你们再说详细些、深刻些、周到些。《诗经》上不是说:“君子呀,不要苟且安息,神是听着你的,帮助你获得大福。”我要亲自看你们的对策,大夫们要努力阐明你们的见解。董仲舒又对策说道:

臣听《论语》上说:“有始有终的,衹有圣人啊!”很荣幸地承蒙陛下的恩惠,留心听取我们这些接受过传统学问的臣子的意见,又颁下高明的册书,切合其中的意义,并且彻底地研究圣德,这不是愚臣的能力所能详细陈述的。先前臣所上的对策,有些道理缺乏系统整理和完整的表达,辞句不清晰,意旨不明了,这都是我浅陋的罪过。策问中说:“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说古的,一定能得到现实的证明。”臣听说,天是万物之祖,所以天对万物普遍地覆盖着、包含着,没有偏颇。天造作曰、月、风、雨来调和万物,通过阴、阳、寒、暑来生育万物。所以圣人效法天建立道,也是广施仁爱而没有一点私心,布施恩德和仁爱来厚待百姓,设立义理和礼制去引导人民。春季是天用来生育万物的,仁是人君用来爱护百姓的;夏季是天用来滋长万物的,德是人君用来养育人民的;秋霜是天用来诛杀万物的,刑法是人君用来惩罚罪犯的。由此说来,天和人的验证,是从古至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度量天道。下验证人情,参看于古代,考察于今时。所以《春秋》所讥讽的,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恶的,就是怪异所触及的。孔子写出了国家的过失和灾异的变化,从逭裹可以看出人们行为的好和坏,是和天地相通并且互相感应的,这也是谈天道的一种看法。古时候设立掌管教导训化的官,职责是用德和善来教化人民,人民大受感化以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在监狱裹。现代废弃这种制度,没法教化人民,因此人民都不知道行义而死于追逐财利,所以违法犯罪的人就多了,一年之内,坐牢和诉讼的人竟有成千上万。由此可见,古时候的法度是不能不采用的,所以《春秋》遇到改变古代制度的事情就加以讥讽。天的命令叫做命,这个命不是圣人不能照着去做;生来的本性叫做性,这种性不是教化不能完成;人的欲望叫做情,这种情不用法度不能加以节制。所以做君王的,上面很谨慎地奉承天意来顺从天命;下面必须教化人民,使人民能够完成他们的性;建立应该遵循的法度,分清上下尊卑的次序,来防止贪欲;做好这三件事,国家的根本就奠定了。人承受了天命,本来是超群的,和其他生物不同。在家裹有父子兄弟之亲,在外面有君臣上下的名分,大家聚会相遇,就有尊敬老人和分别长幼的规范,有明确的礼节相互接待,欢欣地有恩德地互相亲爱,造就是人可贵的地方。种植五谷作为食物,播种桑麻用来做衣,饲养六畜,驾牛骑马,圈豹槛虎,造就是人得到天的灵气,比万物可贵的表现。所以子L子说:“天地所生,人是最可贵的。”人们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然后知道礼义;知道礼义,然后注重礼节;注重礼节,然后安心处于善道;安心处于善道,然后乐于遵循道理做事;乐于遵循道理,然后叫做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命,不可以做君子”,就是这个意思啊。

策问说:“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悲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渐渐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臣听说积少就能成多,积小就能成大,因此圣人无不是积累暗淡的微明而达到光明,从微贱的地位一步步地达到显贵的。所以尧由诸侯而升为天子,舜从在深山中耕种兴起,都不是一天而尊颢的,是逐渐达到的。话由自己说出,就不能再去堵塞;行为由自己做出,也无法再来掩盖。言和行是治理国家最重大的条件,君子之所以能感动天地的也是言行。所以积小成大,谨慎注意细微的行为就会着名。《诗经》上说:“这文王啊,小心翼翼。”所以尧战战兢兢地每天实行他的治国之道,舜小心恐惧地每天尽他的孝道,做的好事积累多了,自然名声显达,德行彰着,自身也受人尊重,造就是渐渐昌盛的道理。积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人曰渐长大而自己不觉察;积恶在自己身上,好像灯火消耗油一样,人也不容易看出来。不是明晓情性和洞察世俗情况的人,谁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名,夏桀、商纣却使人伤痛恐惧的原因。善或恶的行为所得到的结果,好像影子跟随着人形,回响跟随着声音。所以桀、纣暴虐怠慢,谗恶的人都受到进用,贤良智慧的人都隐藏起来,于是桀、纣的罪恶一天比一天显著,国家也一天比一天混乱,可是他们却依旧安然怡得,自以为如太阳在天空一样,终于逐渐败坏以至于毁灭。那些残暴不仁的君主,并不是一下子就灭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所以桀、纣虽然无道,都还在位十多年,造就是慢慢地衰微以至灭亡的道理啊。

策问说:“三王的教化,效法的各不相同,而且都有不足,有人说道是永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用意有什么不同吗?”臣听说享乐而不至于淫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叫做道;道是万世都没有弊端的,出现弊端是由于违背了道。先王的道一定有偏颇不能实行的地方,所以在政治上也时有昏暗而行不通的,举出它的偏向,补救它的弊病就行了。三王的道虽然效法不同,可并不是相反的,都是为了补救过失,扶助衰败,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遇到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孔子说:“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国家的,就是舜呀!”舜仅仅改变了历法,改换了车马、祭牲、服装的颜色,来顺承天命罢了,其他完全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为什么要改变呢!所以王者衹改变制度的名称,没有改变道的实质。可是夏代注重忠,殷代崇尚敬,周朝尊崇文的原因,是因为朝代更替时,前代有过失存在,为了补救,应当这样做。孔子说:“殷朝根据夏代的礼制,有所增减,这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根据殷朝的礼制,有所增减,也是可以知道的;其他承继周朝兴起的,虽然经历了百世,这也是可以知道的。”造就是说,百王所用的就是忠、敬、文这三者。夏朝沿袭虞舜,却独独不说增减,是因为夏朝和虞舜的道是一样的;夏崇尚的忠和虞舜是相同的。道的根本来自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继承了舜的道,舜继承了尧的道,三位圣人互相传授,遵守一个道,没有救弊的措施,所以不说他们对道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他们的道是相同的;继承乱世的,他们的道是要改变的。现在汉朝承继大乱之后,应当减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

陛下有圣明的德和美好的道,痛心世俗的衰薄,悲伤王道的不明,所以选举贤良方正的士人,议论考问,打算兴起仁义的美德,阐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的治国之道。臣愚昧不肖,叙述曾听到的,背诵曾学过的,说的是老师教的道理,仅仅能够不忘记罢了。至于议论政事的得失,研究社会的兴盛和贫弱,这是大臣辅佐的职事,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下仲舒所能知道的。但是臣私下有感到奇怪的问题。古时候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也就是古时候的天下,同是一样的天下,古时候天下太平,上下和睦,习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邪,民间没有盗贼,牢狱空空,没有犯人,入主的恩德滋润了草木,普及到四海,凤凰飞来了,麒麟出现了,拿古时候的情况来衡量现在,怎么相差那么远呢?有什么错误致使衰落达到这样的地步?我想也许是违背了古代的治国之道吧?也许是违背了天理吧?尝试考察过去的事情,追溯到天理,或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吧?

天对生物是分别给予的,给予利齿的就不再给角,给予翅膀的就衹给两只脚,也就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古时候领取俸禄的,就不靠体力劳动来吃饭,也不谋取工商之利,这也是接受了大的,不能再取小的,和天意是相同的。假如已经得到了大的,又去取小的,天还不能那样给予,何况是人呢?造就是人民纷纷愁苦衣食不足的原因啊。那些受君主宠爱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饱暖并且享有优厚的俸禄,依仗富厚的资产和势力,在下面和百姓争利,老百姓怎么能和他们比呢?所以那些人使用众多的奴婢,拥有众多的牛羊,扩大他们的田地住宅,扩充他们的产业,增加他们的积蓄,致力于这些而且没有止境,压迫百姓,使百姓感到惊惧,百姓天天受到剥削,渐渐走向穷困。富人奢侈浪费,穷人穷急愁苦;穷人穷急愁苦而处在上位的人却不救济,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会连死都不怕,又怎会害怕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奸邪却不能禁止的原因啊。所以享受俸禄的人家,应该衹食俸禄就算了,不应当和百姓争夺谋利的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这是上天的理,也是古代的道,天子应当效法定为制度,大夫应该遵守实行。所以公仪子在鲁国做宰相时,回到家裹看见妻子织帛,非常生气,赶走了他的妻子;在家裹吃饭,吃到自家园裹种的葵菜,气愤地把园裹的葵菜拔了,说:“我已经有了俸禄,还要夺种菜人和织布女的利益吗?”古时候的贤人君子做官的都是这样,因此人民都尊敬他们的德行,听从他们的教化,人民受到他们廉洁的感化,就没有贪婪卑鄙的行为。到了周朝末年,卿大夫就不大讲求礼义而急于求利,失掉了谦让的风气而有争田的讼事。所以诗人憎恶、讽刺他们说:“高高的那座南山啊,山石是那样叠积;赫赫有名的师尹啊,人民都在瞻望着您!”做官的人心向仁义,人民自然就爱好仁义,风俗也就善良;做官的人好利,人民也就不正直,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人民仰望、效法的榜样,是远方的人遥望着模仿他们,怎么能够处在贤人的地位却去做出平民的行为呢?那些忙着谋取财利,常常担心穷困的想法,是平民的意向;忙着寻求仁义,时常忧虑不能教化人民的打算,是大夫的思想。《周易》上说:“背着东西又坐车,招致强盗的到来。”乘车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负担东西是小人的事情,这就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却做出庶人的行为,他的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处在君子的地位,做君子应当做的事,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做宰相那样,就没有别的可以做的了。

《春秋》推重统一,这是天地永恒的原则,是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所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各异,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样,所以处在上位的人君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法令制度多次改变,在下的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遵守。臣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术的学说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同样发展。邪僻的学说消失,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从的对象了。对策结束后,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辅助易王。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乎素很骄横,喜欢勇武。董仲舒用礼义扶正易王,易王很敬重他。过了一段时间,易王问董仲舒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密谋攻打吴国,后来终于减了吴国。孔子说殷纣王有三位仁人,我认为越王勾践也有三位仁人。春秋时的齐桓公有疑难的事让管仲解答,我有疑问请您解说。”董仲舒回答说:“臣愚昧不能解答您提出的问题。我听说春秋时鲁国国君鲁僖公问鲁国大夫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行。’他回家后面有忧色,说:‘我听说攻伐别的国家不问有仁德的人,国君想攻打齐国为什么问我呢!,柳下惠衹不过被询问罢了,尚且感到羞愧,何况是设谋诈降来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根本没有一位仁人。仁人端正他的义却不谋取私利,阐明他的道却不计较自己的功劳,所以在孔子的门徒裹,即使是尚未成年的儿童也羞于谈论五霸,因为五霸推崇欺诈武力不注重仁义。越王君臣不过是实行不正当的诈术罢了,所以不值得孔子的门徒谈论。五霸比其他诸侯贤明,可是和三王相比,就好像似玉的石块和美玉相比一样啊。”易王说:“讲得好。”

董仲舒治理国家,是用《春秋》记载的灾异变化来推究阴阳错行的原因,所以求雨时,闭阳纵阴,他止雨时就闭阴纵阳。这种祈雨止涝的方法推行到江都全国,没有不随心所欲的。后来,董仲舒被废为中大夫。在这之前,辽东郡祭祀汉高祖的高庙和汉朝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里推论天降火灾和人世的关系,奏章草稿写好了没有上呈。主父偃来探望董仲舒,私自看了奏章草稿,他平素就嫉妒董仲舒,便把奏章草稿偷走,上交给汉武帝。汉武帝召集了很多儒生,让他们看董仲舒的奏章草稿。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个奏章草稿是他老师写的,认为非常愚昧。于是汉武帝把董仲舒交官问罪,判处死刑,汉武帝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便不敢再谈论灾异变化。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当时汉朝正用兵周边少数民族,公孙弘研究《公羊春秋》的水平不如董仲舒,可是公孙弘迎合世俗,掌握大权,位至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奉承谄媚,公孙弘嫉恨董仲舒。胶西王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为人特别放纵,凶残蛮横,多次谋杀朝廷派去的二千石官。公孙弘就跟汉武帝说:“衹有董仲舒可以担任胶西王相。”胶西王刘端听说董仲舒是有名的儒家大师,待他还比较尊重。董仲舒害怕时间长了会遭到不测之罪,就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了。董仲舒共计做过江都、胶西两国的相,都是辅佐骄横的诸侯王,他以身作则为下属做表率,多次上疏直言规谏,制定教令颁行国中,他所在的江都、胶西两国国都均治理得很好。到了去官归家后,他根本不管家庭产业,衹是埋头诵读,专心著书。

董仲舒养病在家,朝廷如果讨论重大问题,就派使者和廷尉张汤到他家征询他的意见,董仲舒的解答都有根有据。从汉武帝初即位,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纷先后做丞相,开始推崇儒学,到董仲舒对策,推尊宣扬孔子,抑黜百家。设立管理学校的官吏,州郡举荐茂材孝廉,都是从董仲舒开始的。董仲舒老年在家裹寿终。后来他家迁往茂陵县,他的儿子和孙子都凭学问做了大官。

董仲舒的著作,都是阐明儒家经学意旨的,加上奏疏教令,总共一百二十三篇。解说《春秋》记事的得失,及《闻举》、《玉杯》、《蕃露》、《清明》和《竹林》之类的文章,还有几十篇,十多万字,都流传到了后世。我挑选其中切合当今社会和朝廷的内容写在文章里。

赞日:刘向称赞:“董仲舒有做君王辅佐的才干,即使是伊尹、吕望也不能超过他,管仲、晏婴之辈,是霸主的辅佐,怕是不如他吧。”刘向的儿子刘歆认为“伊尹、吕望是圣人的伴偶,王者得不到他们就不能兴起。所以颜渊死了,孔子说‘噫!天灭亡我。,衹有颜渊一人能和伊尹、吕望相比,至于宰我、子贡、子游、子夏等人就不能列入圣人之偶的行列了。董仲舒遭逢西汉承接秦朝焚灭学术之后,《六经》分崩离析,于是他下帷发愤钻研,潜心经学大业,使后来的学者对儒家学说有了系统一致的认识,成为群儒的首领。可是考察他的师友渊源,看他们彼此间的影响,董仲舒还赶不上子游、子夏,却说管仲、晏婴不如他,伊尹、吕望超不过他,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刘向的曾孙刘龚则是善于确当评论人物的君子,他认为刘歆对董仲舒的评价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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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

班固的诗词全集_班固的诗集大全,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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