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既然以《塞路初晴》为题，这当然是一首边塞诗。而一般的边塞诗，总是着重写激烈的战斗，充斥着烟尘烽火和刀光剑影，给人以苍凉、悲壮甚至恐惧之感。这首诗却迥然而异，它以满腔热情，讴歌了边塞初秋时节雨后新晴的明丽风光，使人感到清新、宁静和安谧，洋溢着浓厚的诗情画意，令人神往，从中寄寓着诗人希望和平的良好愿望。

前四句以简练的笔墨和秾丽的色彩，写作者在塞路上行进时的所见，为读者展示了一幅饶有边塞情趣的美好画图。在草原上，傍晚时分，大雨刚过，斜日反照，一道绚烂的彩虹横跨天空，山岭、川原在水汽迷蒙中，还残留着大雨的痕迹。雨后新水在青草丰茂的路上到处乱流，袅袅炊烟正在被绿杨簇拥的村庄上盘绕不去，显得依恋不舍。这一切，是无比动人的景象。作者是成都人，他以南方人的新奇的眼光，来审视这塞北的美景，字里行间充溢着欢悦、愉快的感情。

这四句诗，第一、二句正面点题，时间、地都十分明确，特别是重点突出了初晴，具有统摄全诗的作用。第一句“晚虹斜日塞天昏”，乍看来，在点明时间上似乎叠床架屋，有些犯复，但仔细咀嚼，却寄寓着作者深刻的用心。“晚虹”，亦即傍晚的彩虹，是作者在草原上行进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景物，这当空舞动的七色彩练，将作者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引入广阔的空间。一个“晚”字，点明了时间。在广阔的天空中，与“晚虹”相对，正是那发射着光辉的“斜日”，唯其斜挂天际，才能与天边彩虹遥相呼应，使得画面极为开阔，表现出边塞雄浑的特色。这里，“斜日”不是用来点明时间，而是用来描写实有景象。“塞天昏”的“昏”字，也不是用以表明时近黄昏，而是用以形容草原上大雨刚歇，经强烈阳光的照射，水汽上升而形成的略带迷蒙的景象，这是草原初晴时的显著特征。这一句与下句“一半山川带雨痕”，组成了一幅壮阔的图景，是从远处落笔。第三、四句由远而近，写诗人脚下之路，然后又稍稍推开去，写附近散布在草原上的村庄。天上地下，远处近处，景物富于变化，很有层次。

同时，作者摄入诗中的景物，在颜色的搭配上，也很有特点。“晚虹”、“斜日”、“青草”、“残烟”、“绿杨”，组合在一起，色彩异常艳丽，但秾丽中又有清新之感；风光宛如旖旎江南，但旖旎中又有北国的雄浑。颜色上的搭配，与空间位置上的变化结合在一起，从而将草原风光形象准确地传达给了读者，使人如身临其境。

第五、六句是作者在看到这一派大好风光时的感叹，是全诗的主干。“胡人羊马休南牧，汉将旌旗在北门。”贾谊《过秦论》：“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北方游牧民族常向南扩展势力，故“南牧”实含有侵略的意味。“汉将”即指唐将，此是唐诗中的惯用法。

“北门”，即北方门户，《旧唐书·郭子仪传》：“朔方，国之北门。”这两句是警戒北方游牧民族，休得南下侵略，因为强大的唐军正驻守在北方，是卫国的长城。诗句显得义正辞严，有凛然不可侵犯之概。为了加强气势，作者使用因果倒装法，将“胡人羊马休南牧”的警告语前置，放在主导地位上，以逆笔取势，显得更为有力。这两句初读时似觉与前四句有些脱节，但细味诗意，不难看出，它是承上“新水乱侵青草路”而来，由于雨水充裕，草原上青草长势茂盛，因而想到羊马南牧。从内在联系上看，非常自然，非常紧密，在突然的跳跃中，隐含着细针密线的连缀。

最后两句：“行子喜闻无战伐，闲看游骑猎秋原。”前一句是紧承第三联。如果说上一联中还隐含着作者对战争的戒备心理的话，那么，经过打听，证实此时确乎停止战争了，作者的戒备心理也就随之消失，不禁欣然于怀了。一个“喜”字，生动地传达出了作者此时的高兴情怀。于是，他悠然地看着三三两两的游骑在草原上打猎，往来驰逐，心情轻松愉快。一个“闲”字，与上句“喜”字相对应，进一步表现了作者的愉快心情。“秋原”二字，又将读者的想象引回到前四句，那雨后初晴的美景，又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且，在前四句静景的描写上，又增加了动态的游骑。动静结合，使整个草原更富有生气，把景色装点得更加美好。于是，那明丽清爽的画图，愈益清晰地浮现在读者眼前，那悠然绵邈的韵味情致，也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诗前四句平平叙起，在节奏上舒缓平稳。第三联异峰突起，在内在旋律的起伏上，猛然形成高潮，给读者以强烈印象，也使得全诗有了刚健挺拔的气势。然后，到尾联又逐渐平稳，并且回复到前四句去。这样，在起伏跌宕之中，显出显著的变化，在回环往复的结构上，浑然天成，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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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怀诗一首》是唐代诗人杜牧早年以政治为题材的一篇重要的抒情长诗，鞭挞了藩镇的跋扈，揭露了朝廷的无能，绘出了唐王朝的一幅西山落日图，表达了作者空有雄心而报国无门的苦闷。全诗一百零六句，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追忆了唐朝的建立和唐初的政治，表达了对盛世的无限缅怀。第二段以极大篇幅，历述“安史之乱”以后七十余年间藩镇割据、朝廷衰弱、兵连祸结的历史。第三段是面对满目疮痍，自述忧愤，这一段重在抒怀，感情的起伏跌宕加快，忧恨也愈来愈深。此诗采用多种表达方式结合的手法：叙述大开大合，议论激情充沛，抒情激昂深沉，充分显示了作者坚实的笔力和精妙的构思。全诗以历史的进程为经，以感情的起伏为纬，经纬交织，熔叙事、抒情、写景和政论于一炉，水乳融合，把作者的激情包寓其中，显得气魄雄浑而又悲愤激切，读来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此诗向有“诗史”之称，可与杜甫的《北征》、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媲美。

此诗为杜牧早年所作。题下原注：“时沧州用兵。”公元826年（唐敬宗宝历二年）横海节度使（治沧州，今河北沧县）李全略死，其子李同捷反叛。公元827年（文宗大和元年）旧历八月开始讨伐李同捷，公元829年（大和三年）旧历四月始告平息。据缪钺先生考定，此诗作于战争刚刚开始的公元827年（大和元年），杜牧二十五岁。唐朝以“安史之乱”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乱后，唐朝中央势力减弱，强藩悍将遂拥兵自重，分庭抗争，战争连绵不断，搅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生当唐朝末世的杜牧，面对藩镇的祸害和国家的危乱，心中忧虑，他以一腔青年热血写下了这篇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