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这首《夜梦故人》无可推证是哪一次随何人出镇何地，但从诗中“已如臃肿木，复似飘飖蓬”所流露出强烈的失意感和浓郁的怨意看，似都在失宠之后，因此这一首诗对故人的相思就笼罩在这样的情绪之中。诗题为“夜梦故人”，但全诗既非写梦，也非写故人，梦与故人只是一个触发点。诗的开篇第一句是“客心惊夜魂”，这“惊”既因梦见故人而引起，也因自己长期飘泊在外，郁郁不得意，内心深处形成的紧张、孤独而引起。梦见故人是表层情绪，而这种紧张、孤独感却埋藏在深层，在梦见故人的一刹那间，深层与表层，内与外豁然沟通而打动人心。以下诗篇就紧紧围绕这“惊”字展开。由惊而醒，醒后的情绪便无比地凄凉和惆怅。“开帘觉水动”四句通过人物的行动具体描写诗人感受到的凄凉，惆怅的情绪。在这样有一抹斜月的客居的夜里，诗人在与故人欢聚的梦中惊醒，再也无法平静入眠。他掀帘而出，唯见江心水波荡漾；回顾屋里，又只有几枝稀疏的竹影印在空空的床上。浦口一片静寂，只有自己一个人悄悄地站在这里，和那同样孤寂的天边一抹斜月，感受着洲外凄清的长风的吹拂。
这四句是写梦后所见之景，但在这景物的描写中无不揉进了诗人主观情绪。这情绪里有孤独，有失意，有怅惘，有相思，正像那水、月一样交融于一起，而化为摇荡的情思。这里的水动，是他骚动不已的内心的表现，所以他用“觉”字描写。水波淡荡，客观事物本来如此，但他“觉”而不见，这则兼写了物理与心理。至于“床空”的描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对偶的需要，实际在客观上是诗人用以刻划自己的孤独，主观上同样是象征比喻自己内心的空寂。下两句的浦口斜月，洲外长风，随着视线的由近及远，把自己置于更大的寂寥的空间背景中去刻划孤独感。在诗人另一篇《日夕望江赠鱼司马》中，有“长风正骚屑”诗句，正与此处的“洲外闻长风”相同用法。骚屑，纷扰貌，则“洲外闻长风”听的是骚屑之声，与自己内心的骚动相勾通。这四句有静景，有动景，又各各为了刻划诗人的内心之动服务。从“九秋时未晚”以下，诗人采取了直接抒情的方式，把对故人的相思和自己数年来不得意的抑屈心情一泻而尽。“九秋时未晚，千里路难穷”，是说时日虽未算晚，然与故人相聚之路却似遥遥无尽。这里既写友情，也寓有对自己仕途的失望。因此，“千里路”除了指归途，还指仕途上的遭遇，所以紧接着诗人就用了《庄子·逍遥游》里的故事来形容自己的不合时用。《逍遥游》说：“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这“臃肿木”直不符合绳墨，曲不符合规矩，所以“立之途，匠人不顾”，以臃肿木自喻，既是自嘲也是自怨，似是指梁武帝对他的不公正待遇。下句的“飘飖蓬”，则以飞蓬的飘荡无根比喻自己的身世飘泊。前人多有这样的比喻，如曹植的《吁嗟篇》：“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宿夜无休闲。……流转无恒处，谁知我苦艰？”曹植的诗可帮助读者理解何逊的这番身世之感。当然这种飘泊的身世之感是不公正的待遇带来的，怨艾之意隐约可见。结尾两句照应题目，回到对故人的思念上，但这种思念是不可寄达的，一点一滴都在自己的心头，这也照应了诗中的“千里路难穷”。
这首诗以身世之感与相思之痛挽结在一起，明写相思，暗寓伤怀，然相思无由表达，伤怀无可慰藉，则相思的怅惘和伤怀的凄凉，构成缠绵的情致，弥漫笼盖全诗，而感染着每一位读者。又由于何逊语言清净，造境明彻，抒情写物，了无滞色，所以表现出清秀雅致的风格。明陆时雍说：“何逊诗，语语实际，了无滞色。其探景每入幽微，语气悠柔，读之殊不尽缠绵之致。”此诗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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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