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杜周，南阳郡杜衍县人。义纵担任南阳郡太守时，把他当作得力助手，后来推荐给张汤，担任廷尉史。派遣他查办边境郡县的损失情况，判罪处决的人很多。上奏的事情合乎皇上的心意，受到信任，与减宣相互接替，先后担任中丞十几年。

杜周寡言少语，性情缓慢，但内心严酷。减宣担任左内史，杜周担任廷尉，他的治理大多仿效张汤而善于窥察皇上的意图。皇上想要排除的，就顺势陷害他；皇上想要宽恕的，让他久囚待审，并暗中察访，显露他的冤情。门客中有人责备杜周说：“您替天子判决案件，不遵循既定的法律，专门按照君主的意旨办理案件，司法官吏应该是这样吗？”杜周说：“法令怎么产生的呢？从前君主认为正确的就制定成为法律，后来的君主认为正确的写下来为法令；适合当时情况就是正确的，何必运用过去的法律呢？”

到杜周担任廷尉，皇帝交办的案件也更加多了。二千石官吏被关押的新旧相连，不少于一百多人。郡太守、丞相和御史府的案件都送交廷尉，一年达到一千多个案件。一个大案件牵连逮捕证人数百，小案件数十；这些人远的有数千里，近的有数百里。会审时，法官便责成这些人按照起诉书来认罪，不服罪，则严刑拷打逼供定罪。当时人们一听到要逮捕人的消息，都逃跑或躲藏起来。案件拖得久的历经几次大赦，为时十多年还会被告发，大致都用“不道”以上的罪名加以诬陷。廷尉和京师各官府的监狱关押到的罪犯六七万人，一般官吏所增加的罪犯多达十万多人。

杜周中途被废黜，后来担任执金吾，追捕盗贼，逮捕审理桑弘羊和卫皇后兄弟的儿子苛刻阴狠，皇帝认为他办事尽力没有私心，升任御史大夫。

杜周起初担任廷尉史，有一匹马，等到他自己做官Et子久了，升到三公的位置，两个儿子一是河内郡守，一是河南郡守，家财累计上亿。办案都很酷暴，衹有少子延年为人宽厚。

杜延年，字幼公，亦通晓法律。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执政，因为杜延年是三公之子，有作官的才能补军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蛮夷造**，延年以校尉的身份率南阳士卒进击益州叛乱，还军，任谏大夫。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盖主、燕王谋乱，代理稻田使者燕仓知道其谋，报告给大司农杨敞。杨敞惶惧，称病移居，报告给延年。延年报告皇帝，上官桀等被诛杀。延年封为建平侯。

杜延年原为大将军霍光属吏，首先告发大奸，有忠节之名，因此升任太仆右曹给事中。霍光持刑罚严，延年辅之以宽。办燕王案件时，御史大夫桑弘羊之子桑迁逃跑时，曾留宿于父亲旧下属侯史吴家中。桑迁被捕后，被处死。适逢大赦，侯史吴出监狱，廷尉王子与少府徐仁审理反叛案件中，都认为桑迁因父谋反受牵连，而侯史吴衹是留宿了桑迁不是藏匿反叛者，而是藏匿随从，即以赦令免侯史吴罪。后侍御史查验，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无异；侯史吴原为三百石吏，首匿桑迁，不应与庶人匿随从者相等，侯史吴不得赦免。奏请覆审，举劾廷尉、少府放纵反者。少府徐仁是丞相车千秋女婿，因此千秋多次为侯史吴解说。恐怕霍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论侯史吴当如何处理。议者都知大将军意旨，皆坚持侯史吴为违法。次日，千秋上报众议，霍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开会议事，朝廷内外异议，遂将廷尉王平、少府徐仁下狱。朝廷皆恐丞相受牵连。延年便上奏与霍光争辩，认为“官吏纵罪人，有常法为据，今改为诬指侯史吴为大逆不道，恐怕过于严重了。丞相一向无所守持，而对下吏常说好话，一向行为即是如此。至于说擅召中二千石，无甚根据。延年愚钝，认为丞相居位已久，又曾在先帝时任职，非有大变故，不可抛弃。近来百姓多言治狱深苛，狱吏严厉凶狠，今丞相所议又是狱事，如果这事也连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哗然，庶人私相议论，流言四起，延年担心将军会因此事丧失名誉于天下！”霍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皆判处弃市死刑，而不连及丞相，无所贬黜。延年论议持平，使朝廷和谐，都是这样。

看到国家是继汉武帝奢侈用兵之后，杜延年几次对大将军霍光说：“连年不丰收，流民未尽返乡，应行文帝时政，昭示俭约宽和，顺天心，悦民意，年岁当有丰收相报应。”霍光纳其言，举贤良，议论废除专卖酒、盐铁，皆从延年发起。吏民上书言事，有异议，立即交延年平衡处理复奏。建议可以由官府实行的，推荐到县令，有的由丞相、御史任用，满一年再报告任职情况，言事者有奸妄者抵罪，常常是由两府及廷尉分别处理。

昭帝末年，卧病，征召天下名医，杜延年主管方药。帝驾崩，昌邑王即位，废，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议立帝事。当时宣帝抚养在掖庭，号皇曾孙，与延年中子杜佗相友善，延年知曾孙德美，劝霍光、安世立帝。宣帝即位，褒赏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庙，增户二千三百，与始封食邑共四千三百户。下诏有司论功封赏，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功德超过太尉绛侯周勃，车骑将军安世、丞相杨敞功比丞相陈平，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功比颖阴侯灌婴，太仆杜延年功比朱虚侯刘章，后将军趟充国、大司农田延年、少府史乐成功比典客刘揭，皆封侯益土。

延年为人安和，善于处理各项政务，长期主管朝政，皇上信任他，出即陪奉车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馈赠，家资数千万。

霍光死后，子霍禹与宗族谋反，被诛。皇上以杜延年为霍氏旧人，想免退，而丞相魏相奏延年向来尊贵受信任，所任官吏多不法。遣吏立案审查，衹是查出苑马多死，官奴婢缺乏衣食，延年受到牵连犯法免官，削户二千。数月后，又召任北地太守。延年以原九卿任作边地官吏，治郡政绩不明显，皇上用玺书责备延年。延年便选良吏，捕击豪强，郡中清静。过了一年多，皇帝派谒者赐延年玺书，黄金二十斤，徙为西河太守，治绩有名声。五凤年间，调进朝廷任御史大夫。他住在原父亲的官府中，不敢使用父亲所用席位，坐卧都另换地方。这时四夷和睦，海内平安，他任职三年，因老病辞职。皇帝优待他，派光禄大夫持节赐给他黄金百斤和酒，又给医药。杜延年病重，皇帝又赐他安车驷马，免官就第。数月后去世。谧号敬侯，子杜缓继侯爵。

杜缓少年时任郎官，本始年间以校尉身份跟从蒲类将军出击匈奴，还朝任谏大夫，改迁上谷都尉，雁门太守。父延年去世，治理丧事，后拜为太常，治理各陵墓所在之县，每当冬月判决定案之时，常常去酒省食，下属官员都称颂他有恩德。元帝初即位，谷价昂贵，百姓流散，永光年间西羌反，杜缓就上书入钱谷助军用，前后数百万。

杜缓有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杜熊历任五郡二千石官职，三州牧刺史，以干练闻名。衹有中弟杜钦不为官而最知名。拄趑，字王夏，年少好经书，家富有而一目盲，故不好为吏。茂陵杜邺与杜钦同姓字，都以才能闻名京师，所以士大夫们称杜钦为“盲杜子夏”以相区别。可是杜钦忌讳因自己有病而被人看不起，就头戴小帽，高宽才二寸，因此京师的人改称杜钦为“小冠杜子夏”，杜邺谓“大冠杜子夏”。

当时帝舅大将军王凤以外戚辅政，正想寻求品德好又有学问的人以协助自己。王凤的父亲顷侯王禁与杜钦的哥哥杜缓是好朋友，故王凤深知杜钦有才能，于是奏请杜钦为大将军军武库令。职闲无事，正合杜钦的心意。

杜钦为人博学有谋略。皇上为太子时，好色，即位后，皇太后下令选良家女。杜钦因此事对大将军王凤说：“天子一次要娶九女，是阳数的极限，旨在广嗣敬祖，弘扬帝业；九女应从乡里挑选窈窕之女，不问姿色华艳，衹求能助德政，管理后宫；小妾虽缺可以不补，这有助于养寿命杜绝争宠。后妃贤惠，后继人就会出现贤圣之君；制订威严仪表制度，君主就有长寿之福。废弃礼仪而不用，就好色无厌；好色无厌，寿命就不会达到高寿。《书》说‘有的三四年就丧生’，说的就是淫乐失控就损害生命。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变。以改变之容待未衰之年，又不以礼节制，那么原来不可挽回的容貌就会变为异常心态；异常心态出现了，那么正后自生疑心便会与姬妾产生隔阂，进而生出废嫡之心。所以晋献公接受浅言毁谤，申生蒙无罪之冤。今圣主年少，未有嫡嗣，正在心向学术，没有亲近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应沿袭始初隆重礼仪，建立九女之制，慎重选择礼仪之家，求贤女之品质，不必具有色声技能，便可以为万世树立榜样。少年，戒备的东西是色，《诗。小卞》之作，刺幽王废黜申后、太子，可为寒心。望将军常要引以为忧。”

王凤告诉太后，太后认为没有这种制度。杜钦又说：“《诗》云，‘殷朝借鉴不远，就在夏后氏时代，。讽刺劝诫者认为事情紧迫，听者却常常不注意，能不慎重吗！前面讲的九女制度，衹略加陈述利害，便令人畏惧，恐怕将军还未留意。后妃之制，关系到天寿、治乱、存亡。考查三代末世的事迹，观察殷高宗、周宣王在位的长短，看看汉家的祸福预兆和应验，败亡何尝不由女色？所以《诗经》讲鸡鸣时佩戴玉饰前去拜见君王，周康王王后废除了晨拜之礼，《诗。关雎》为之叹息，应该懂得好色就会减少寿命，离开制度的约束，就会贪色无厌，风俗受到损害，渐成恶习。夸奖贤美之女，希望配与君王，忠孝品性着实就在其中，仁厚的诗人为此而作出了如此美诗。君亲长寿，国家长治久安，实为臣子之最高愿望，这些也正是所以应当勉力的。《易》说：‘正其本，万事通顺协调。，凡论事或许有无法立即实行的，求之古代没有记载，考查今天则吉凶相同，上面意志摇动民心就惑乱，要是这样制度就实在难以行得通。今九女之制，合于往古，无害于今，不逆于民心，最易实行，实行之后就是国家的最大福气，将军辅政而不早定，非天下人的愿望。希望将军相信臣子的愿望，体察《关雎》之思虑，对得起委托执政的隆盛礼遇，实现天子即位始初之清明，为汉家建无穷之基业，实在不可以忽略，不可以迟疑。”王凤不能自立法度，衹因循旧制而已。正好皇太后妹司马君力与杜钦兄子私通，事上报，杜钦惭惧，乞求离职而去。

后有日食、地震之变，下令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之士，合阳侯梁放推荐杜钦。杜钦上对说：“陛下畏天命，惧灾变，引见公卿，推举直言之士，将以求天意，观得失踪迹。臣杜钦愚笨，经术浅薄，不足以回答皇上的提问。臣闻日食、地震，是阳微阴盛的迹象。臣是君的阴面；子是父的阴面；妻是夫的阴面；夷狄是中原之阴面。《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或者有夷狄侵扰中原，或者大权在臣下，或者有妇凌驾夫，或者是臣子背叛君父，事虽不同，其类相同。臣私下观察人事考究变异，本朝大臣没有不安分守己之人，外戚没有贪狠之心，关东诸侯没有强大之国，边远民族没有逆理之为；危险在后宫。为什么这样说呢？曰在戊申食，时加未。戊未属土。土是中宫之部。在夜间地震于未央宫殿中，这表明嫡、妾将有争宠相害为患之事，望陛下深戒。变化感应是以类相应，人事先于下，变化之象见于上。能够以德去对应，那么灾难就会消亡；不能用善政去应和，祸败就会到来。殷高宗遇到雉鸡之谴告，便端正品行，整治政事，享受了百年寿命，殷朝得到复兴，关键在善于应付灾变。对应之不够诚心就不能成功，非信就不能实行。宋景公是小国诸侯，有不忍转嫁灾祸的至诚之心，出入君之言再三，荧惑星便从心宿退走。以陛下圣明，内推至诚之心，深思天变，有什么响应不感动上天？有什么可以摇而不动呢？孑L子曰：‘仁是这样遥远呀！’望陛下正后妾，抑止女宠，防止奢侈太遇，去逸游，亲自节俭，亲临万事，多御安车，从辇道而行，亲问太后两宫饮食，行早晚问安之礼。这样，就是尧、舜也不足以比兴旺，灾变何惧不消除！如果不留听庶事，不论才能而授官职，尽天下之财以奉淫侈，竭尽万民之力以放纵耳目之乐，近谄谀之入而远方正奉公之士，信谗贼之臣而诛忠良，贤士隐居在山穴，大臣怨于不用，虽无变异，也是社稷的忧患。天下至大，万事至众，祖业至重，实在不可以行淫佚之乐，不可以坚持奢侈享受。望陛下忍无益处的欲望，以便保全百姓之命。臣杜钦愚笨，言论不足采纳。”

夏季，天子尽召直言之士到白虎殿对策，策问：“天地之道什么为贵？王者之法怎样？《六经》之义什么为上？人的行为什么在先？用人之术是什么？当世治国以何为急务？各用经典对答。”

杜钦对答说：“臣闻天道以信为贵重，地道以正为贵重；不信不正，万物不生。生是天地所贵重的。王者承受天地所生，统理而成，昆虫草木各得其所。王者效法天地，不仁就不能广施，不义就不能正身；克制自己去服从义，内省己志而及于人，这是《六经》所崇尚的。不孝，就不会效忠于君，为官不敬，交战不勇，朋友不信。孔子说：‘把孝贯彻到始终，担心达不到道义，那是没有的事。’孝，是人们首先表现出来的品德。在家乡观察本来的行为，在官位上考核办事能力，在高位者要观其推荐什么人，富裕者要观其给予什么，贫穷者要观其不干什么事，困乏者要观其索取什么，亲近者要观其托人为自己干什么，疏远者要观其被人所托帮助他人干什么。孔子说：‘看他使用什么人，观其追随什么人，察其安心喜好什么，便可知其善恶而无所隐藏。’这是知人用人之术。殷朝世风因袭夏而崇尚质朴，周因袭殷而崇尚文雅，今汉家承周、秦之弊端，应限制文彩而崇尚质朴，废弃奢侈提倡节俭，表彰诚实除去虚伪。孔子说‘厌恶杂紫邪色侵夺纯正色，，是当世治国之要务。臣自认为所担忧的是讲出来会有所冒犯，不讲出来邪气曰增，为祸不小，然而小臣不敢废道而求顺从，违背忠义而符合私意。臣闻玩色无厌，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产生，爱宠就偏于一人；爱宠偏于一人，选择继嗣之路就狭窄，而嫉妒之心兴起。这样，一妇之悦也不能满足。望陛下普施纯正之德，不纵心所欲，这样则众庶皆大欢喜，选择后继入之路El广，而海内长安。万事之是非何足忧虑！”

杜钦因策对而生病，赐帛免官，后为议郎，又因病免官。

征召至大将军幕府，国家政事谋议，王凤常与杜钦一起谋划。多次称道贤达名士王骏、韦安世、王延世等，救解冯野王、王尊、胡常之罪过，还有延续绝世功臣之后，镇抚四边民族，当世善政，多出于杜钦谋议。看到王凤专政太重，告诫说：“以前周公身有大圣之德，宗属有叔父之亲，而成王有独见之明，无信谗之听，然而管、蔡散布流言而周公畏惧。穣侯是昭王之舅，权力在秦国为最重，威震邻国，对昭王有旦夕起居戏弄之爱，从无存异心，然而范雎起平民，由异国而来，素无相互信任，一旦就任丞相，而穣侯就遣归封国。近世武安侯请求封地被斥退，三事之迹，相去各几百年，似乎很类似，不可不察。愿将军由周公之谦虚恭谨，损穣侯之威，抑制武安之私欲，不让范雎之徒得逞。”

不久，又H食，京兆尹王章上书求见，果然言王凤专权蒙蔽君主之过，应废去不用，以应天变。于是天子感悟，召见王章，与王章议论，想免退王凤。王凤十分忧惧，杜钦令王凤上书谢罪，乞求赐归故里，文意甚哀。太后涕泣不食。皇上年少而亲倚王凤，也不忍废免，又让王凤就位。王凤心中惭愧，称病重，想立即退归。杜钦又说：“将军辅政十年，变异不已，因此求归故里，归咎于身，刻己自责，真诚动人，无论愚者智者莫不伤感。虽然受到责难，但王章是无根基之臣，衹是掌握进退之分，拿着去就之节而已，不是主上对待将军的心意，也不是将军来报答主上的办法。以前周公虽老，犹在京师，表明不离成周，昭示不忘王室之心。仲山父异姓之臣，无亲于宣王，被封于齐，尚且叹息永远怀念，日夜徘徊，不忍远去，何况将军对于主上，主上对于将军啊！想让天下治安变异，没有超过将军力量的，主上十分清楚，因此迟疑不遣，《书》称：‘公不要困我！’说的是成王不许周公离去的事。望将军不因流言而自我怀疑，以坚固至忠之心。”王凤复起用。皇上令尚书举劾京兆尹王章，王章死于韶狱。事在《元后传》。

王章已死，众百姓认为他冤枉，以此讥刺朝廷。杜钦想补救其过，又劝王凤说：“京兆尹王章犯法之事是很机密的，吏民们见王章一向好为民讲话，以为不会因此犯法以致免官，怀疑日食与王凤有关便上奏天子。假如王章另有内情犯罪，虽然正法。事不揭发出来，在京师无人知晓，何况边远之地。恐怕天下不知王章实在有罪，而认为是因上书言事而犯罪。这样，就掩盖了引事争谏的真正原因，损害丫宽宏大量的圣明之德。杜钦自以为应就王章一事进行一次直言极谏，并召郎属官讲清楚意图，加上以前上奏日食的事，以便向四方表明真意，让天下人都知道主上圣明，不是根据言论定罪的。这样，流言就消释，疑惑自解。”王凤向皇上陈述了杜钦的计策。杜钦补过助美的事，就是如此。

杜钦优游不为官，以寿终。杜钦子及兄弟旁支官至二千石的近十人。杜钦兄杜缓先前免太常，以列侯身份上朝请安，成帝时去世，子杜业继承侯爵。

杜业有才能，以列侯身份选举为官，又任太常。多次上书言时政得失，不为权贵效力，与丞相翟方进、卫尉定陵侯淳于长不和。后来杜业因犯法免官，又任函谷关都尉。正遇定陵侯淳于长有罪，应当回封国，其舅红阳侯立给杜业写信说：“实在伤痛老姐白发下垂，随不肖儿子出关，望不要用以往不和的事欺侮定陵侯。”定陵侯出关后，犯过的罪案又发，关到雒阳狱。丞相史搜到了红阳侯的信，上奏杜业听任请托，犯了不敬法，坐免去封国。

春季，丞相方进去世，杜业上书说：“方进本与淳于长有深厚交情，互相称颂推荐，淳于长犯大罪，惟独丞相没有受牵连，假如想阻止揭发以前的遇错，不为陛下广施持平之法，又无恐惧之心，反而不时继续延伸邪恶，报瞪一瞪眼睛而结下的怨恨。制度规定，因大逆罪的朋友而犯罪免官，可以不归故郡。今天因淳于长而犯罪回故郡，已严重一等；红阳侯王立因儿子受淳于长贿赂而犯罪因此遣归封国，不是大逆罪，而方进又奏红阳侯王立与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宏、故少府陈咸结为朋党，都免了官，遣陈咸回故里。刑罚如此不公平，在方进之笔端，众人莫不疑惑，都说孙宏不与红阳侯相和。孙宏曾任中丞，方进为御史大夫，举长吏隆可任侍御史，孙宏奏隆以前奉使欺诳，不适合执法任近侍官，方进以此怨恨孙宏。还有方进任京兆尹时，陈咸任少府，位在九卿高位，陛下是清楚的。方进一向与司直师丹友好，正值御史大夫空缺，让师丹上奏陈咸有奸利，请求审查，始终查不出问题，而方进果然乘机得到御史大夫职位。作为丞相，立即进行诋毁，奏免陈咸官，又因红阳侯事遣陈咸归故郡。众人都说国家授给方进的权力太大。实际上师丹没有本事，还有光禄勋许商是带病的残疾人，都是以阿附方进，得到尊官。师丹先前推荐同乡人丞相史能使巫师下神，为国求福，想获大利。幸赖陛下明察，派使者毛莫如事先加以考验，终于识破其奸，都被处死。假使师丹知情而推荐，这是诬枉之罪；不知而推荐，这是背离经术被左道所迷惑。二者犯的都是杀头罪，比朱博、孙宏、陈咸所犯罪严重得多。方进始终不举发报告，专作威福，偏厚党羽，排挤英俊，藉公报私，纵横凌厉无所顾忌，想毒害天下。天下无不望风而止，自尚书近臣都结舌杜E1，骨肉亲属莫不战栗。威权太重而不忠信，是不会安定国家的。今闻方进暴病而死，不以此安慰天下，反而又赏赐厚葬，望陛下深思往事，以警戒未来。”

遇成帝驾崩，哀帝即位，杜业又上书说：“王氏世代掌权为时太久，朝无鲠直之臣，宗室诸侯微弱，与囚徒无异，自佐史以上至大吏都是权臣党羽。曲阳侯王根前为三公辅政，知道赵昭仪杀皇子，不立即上奏，反而与赵氏结为朋党，恣意妄行，陷害故许后，横加非罪，诛杀诸许家族，摧毁元帝外家。内嫉妒同母兄、姐红阳侯王立及淳于氏，都在年老时废弃。新近又喋血京师，威权可畏。高阳侯薛宣有不养母之名，安昌侯张禹是奸入之首，惑乱朝廷，让先帝背上海内怨谤之名，尤其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未暇谦让，孤独特立，没有辅佐依仗，权臣换代，有如以手探试沸水。应早El以大义施恩，安慰百姓之心。臣私下看到朱博忠信勇猛，才略近世罕见，实为国家雄俊瑰宝之臣，应征召朱博安置在左右，以镇抚天下。此人在朝，陛下便可以高枕无忧了。以前诸吕想危害刘氏，赖有高祖遣臣周勃、陈平尚在，不然的话，几乎要被奸臣所讥笑。”杜业又说应为恭王在京师立庙，以显示孝道。当时高昌侯董宏也说应尊帝母定陶王丁后为帝太后。大司空师丹等举劾董宏误朝不道，因此获罪被免为庶人，杜业又上书为董宏申辩。杜业前后所言皆合旨意因而得以施行，朱博果然被提拔重用。杜业由此被征召，又任太常。一年多，降任上党都尉。遇司隶奏杜业任太常选举不实，杜业因此犯罪免官，又归封国。

哀帝驾崩，王莽执政，以前各位议立庙尊号者全部免官，徙往合浦。杜业此前已被罢黜，因此对他宽纵不问，但因忧惧，发病而死。杜业在成帝初年娶帝妹颖邑公主，公主无子已去，杜业家上书请求灵柩运还京师与公主合葬，朝廷不许，而赐谧号荒侯，传子至孙绝封。当初，杜周在武帝时迁徙茂陵，到延年迁至杜陵。

赞曰：张汤、杜周并起于文墨小吏，进位到三公，列为酷吏。然而都有贤良儿子，德才都超过父辈，爵位尊显，继承父辈，在朝为官，两家不相上下。至束汉建武时，杜氏爵位才断绝。追考他们的福运踪迹，元勋功臣及儒林之后，没有谁能比得上。自称是周代唐杜氏苗裔，难道是这样吗？到杜钦浮沉当世，好谋划而成功，在建始之初深刻陈述女戒，事实终于证实了他的话，《关雎》差不多是微妙的，不是那种浮夸华丽杂而不专之徒所能窥视到的。杜业顺势乘人之危而加以抨击，竟然称颂朱博，诋毁师丹，爱憎之议多么可怕呀！

杜周传：https://www.gushicidaquan.com/wenyanwen/12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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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在颛顼统治时期，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命火正黎掌管地理。唐尧虞舜统治时期，继续命重和黎的后代掌管天文和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所以姓重的姓黎的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在西周时，封为程伯的休甫是他们的后代。到了周宣王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主管周朝的历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际，司马氏到了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奔到魏国，司马氏也随之来到了少梁。

自从司马氏家族离周到晋国后，他们就分散开来，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后来作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由于传播有关剑术的理论而声名显赫，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司马错，曾舆张仪争论伐蜀的事，秦惠王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率兵伐蜀。他取得胜利并被任命为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这时的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蕲舆武安君白起在长平坑杀趟国的军队，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都被秦王赐死于杜邮，葬在华池。司马蕲之孙名司马昌，在秦国任铁官。在秦始皇时，蒯聩的玄孙司马印是武信君的将领，领兵攻占了朝歌。在项羽封十八诸侯时，封司马印为殷王。在汉王刘邦讨伐楚王项羽时，司马印归附了汉，汉王改司马印统治区为河内郡。司马吕生司马毋惮，司马毋惮任汉朝长安的市长。司马毋恽生司马喜，司马喜曾为五大夫，他们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曾任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学，在杨何处学《周易》，在黄子处学道论。太史公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习先秦各家学说的人，未能了解各家学说的原意，盲目信奉一些荒谬的说法，就论述六家学说的主要精神道：《易大传》说：“天下人的方向一致，可是想法却多种多样，目标相同，可所走的道路却不相同。”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学派都是以治理国家为要务的，但是他们的学说却不同，有省与不省而已。我认为阴阳家的学说，崇尚祥瑞而忌讳繁多，常常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然而它所排列的一年四季的顺序是不能废弃的。儒家学说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不大，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完全照办。然而它所规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改变的。墨家主张节俭却难以遵从，因此墨家主张之事不能全部采用。然而墨家关于加强本业发展和厉行节约的主张则是不可丢弃的。法家的主张严厉苛刻、缺少恩谊。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名家过于拘于形式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然而它辩证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则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道家使人精神合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得万物丰足完美。他们的学说，因循了阴阳排列四时的顺序，吸取了儒、墨两家的长处，总取了名、法两家的精华，随着时间来转移，顺着事物而变化，这样来立定常规和处理事务，没有不相适宜的，并且意旨简明而易于掌握，办的事情虽不多，而功效却很大。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凡事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像这样，则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至于伟大道家理论的精髓，既去掉了刚强和贪欲，又废黜了聪明与智慧。儒家却丢开了这些而任用儒术进行统治。精神用的过分就会枯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损坏；精神和身体过早的衰竭，而想与天地共长久，这事还从未听说过。

阴阳学说对于一年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各自的规定与禁忌，说顺着这些就会昌盛，违背这些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如此，所以说“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至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若不遵从它就没有可以作为天下法则的。所以说，它所规定的“一年四时的运行顺序是不能丢掉的”。

儒家用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传文字以千万计，人们连续几代都不能弄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仪。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很小”。至于儒家序列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改变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称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殿堂裹，土筑的台阶有三层，茅草房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盛饭用陶簋，装汤用瓦盆，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豆叶汤；夏天穿葛衣，冬日披鹿皮。”他们埋葬死人，用三寸薄的桐木板棺材，哭的声音也不悲哀。教育人民遵循葬礼，一定以此为标准。要使天下都像这样，那么就没有尊贵和卑下的区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了，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墨家所倡导的节俭人们却难以遵循”。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引导家富人足的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也不能丢掉这一点。

法家不分别关系的亲疏，不区分地位的尊卑，一律断之于法。这样就把敬爱亲属、尊长的恩谊断绝了。可以用它作为临时措施，但不能长期施用。因此说法家“严厉苛刻而缺少恩谊”。至于法家主张使君王尊贵使臣子卑下，明确职分界限不得相逾越，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更改的。

名家烦琐细碎、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掌握的常理。所以说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至于它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容易实行的，而其言辞却难于理解。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既成不变之势，也没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推究万物的实情。既不走在事物的前边，也不落在事物的后边，因此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说“圣人不巧取，顺应时势而变通”。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君主统治的纲领。群臣一齐上朝，君主让他们各自表明自己的才干。其实际情况与名声相符的叫做端；其实际情况与名声不相符的叫做空。君主不听空而不实的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就自然分清了，黑白也就自然分明了。造就在于君主如何使用他们了，这样做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这样就合乎大道，看起来混混沌沌，而光明却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境界。人所赖以生存的是精神，所依托的是形体。精神用得过分就会枯竭，形体过分劳累就要损坏，形体与精神分离人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就不会复合，因此圣人重视这一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存的根本，形体是人生存的器具。如果不首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体，却说什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藉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工作，不管民事。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在龙门，在龙门山南麓过着农耕放牧生活。十岁时已能识读古文著作。二十岁南游江淮，他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遣迹，泛舟沅、湘水间。北渡汶水、泅水，在齐、鲁之都研讨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遣风，还在邹峰学习乡射礼节；在游历蕃、薛、彭城等地的时候，一度遭受危困，经过梁、楚之地后回到长安。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略定了邛、榨、昆明之后，回到长安向朝廷覆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因此心中愤懑得病将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在这时出使返回，在洛阳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裹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于虽然不聪明，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太史公死后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摘抄了石室金柜收藏的图书档案，又过了五年，正当太初元年，卜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开始改用太初历，新的历法在明堂上公布，诸神受到记识。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从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五百年了，到了继承并光大孔子的事业，修正《易传》，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意思就在于此吧！意思就在于此吧！我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当初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答道：“我听董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了，孔子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王道不能推行，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衹不过是为了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丑恶，尊重贤能者，贱视不肖之徒，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史迹，接续已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点。《易》是专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所以长于变化；《礼》是规范人伦的，所以长于行事；《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长于政事；《诗》是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所以长于风土人情；《乐》是论述音乐经典的，所以长于和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由此可见，《礼》用以节制人欲，《乐》用以发扬和气，《书》用以指导政事，《诗》用以表达思想感情，《易》用以阐明事物的变化，《春秋》用以指导人们遵守道义。治理乱世，使它走向正轨，没有比《春秋》再合适不过的了。《春秋》文字数万，旨意数千，万物的离散聚合都集中在《春秋》裹面。在《春秋》中，记载着三十六起杀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件，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简直无法统计。考察其所以如此，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因此‘臣弑君、子杀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步发展而来的’。做国君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前面有进谗言的则看不见，后面有奸贼作乱也不知道。作人臣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么处理才得当，遇到突变就不能采取权宜之计去应对。作人君、人父的，不能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蒙上首恶的罪名。作人臣、人子的。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陷于篡弑的罪名而被诛杀。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却因为不知其道义所在，以致被加上了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不通晓礼义的宗旨，就会弄到君主不像君主、巨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臣下的干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人伦之道，儿子不像儿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罪过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们也衹能接受而不敢推辞。因此说，《春秋》一书是礼义的根本。礼义的作用是禁绝坏事的发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之后进行制裁；法律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所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裁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君主，下得当官任职，万事备，各得其所，您所论述的，将要阐明什么呢？”太史公答道：“啊啊，不不，不是这样。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纯厚，他作了《易》八卦。尧舜道德之盛，《尚书》予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从汉朝建立到今圣明天子，这期间获得了吉祥的符瑞，举行了封惮大典，改革了历法，更换了衣物的颜色，受命于天，天子的恩泽滋润无边，海外异俗之地的国家也辗转翻译叩关入境，请求献礼、朝见，这样的事情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极力颂扬天子的圣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是国君的耻辱；主上圣明，而其恩德不能传扬天下，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担任史官工作，如果撇开天子的圣明功德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贤大夫的功业不去论述，背弃了我父亲的嘱咐，这是极大的罪过。我所写的不过是记述历史故事，整理、归纳世代相传的史料，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

于是按次序论述和编写其书。写作的第十年，遭受李陵之祸，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废没有用了。”事后仔细思量道：“《诗》、《书》的文义之所以含蓄隐约，是作者藉以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深沉思想。”他终于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直到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其篇目为：《五帝本纪》第一，《夏本纪》第二，《殷本纪》第三，《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高祖本纪》第八，《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礼书》第一，《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惮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传》第一，《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司马穣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穣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买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

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买列传》第三十七，《傅靳挪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乐布列传》第四十，《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曰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汉朝继承了五帝遣业，接续被中断了的三代事业。周朝王道衰微，秦朝毁弃了古代文化典籍，焚毁了《诗》、《书》，所以造成明堂、石室金柜中的玉版图籍散乱了。汉朝建立，萧何颁布了律令，韩信整顿了军法，张苍制定了章程，叔孙通制订了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入学者逐渐被启用，《诗》、《书》之类的典籍，在各地不断被发现。自从曹参荐用盖公，提倡黄老学说，贾谊、晁错通晓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公孙弘因儒学而显达，一百年来，天下的遣文旧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处。太史公父子相继担任这一职务，太史公说：“啊！我的祖先曾担任这一官职，扬名于唐尧虞舜之际，到了周朝再次主管这一工作。所以司马氏世世代代主管文史星历，直到我啊，这一传统我一定恭敬不忘啊！”于是搜集天下散失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对帝王兴起的业绩，追本溯源，探究始终，观察朝代盛衰的原因，依据事实进行论述考订。略述三代，详绿秦汉，从黄帝写起，直到当朝皇帝，着十二篇本纪，已经列出大纲了。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纷繁历史事件，年代交叉难以明辨，因此作了十表。礼乐增减，律历改革，兵法权谋、山川形势、鬼神问题，天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变通，作了八书。像二十八宿围绕着北斗、三十根辐条共聚一毂而运行无穷一样，辅佐得力的大臣和帝王相配合，忠诚行道，奉卫皇上，因此为他们作了三十世家。扶持正义，慷慨超群之士，他们不使自己失去时机，而立功名于天下，为他们作了七十列传。全书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就是《太史公书》。本篇《自序》概括地阐明述作宗旨，就是拾取遣佚的史事以补充六艺之缺，成为一家之言。它协调了有关<六经》的各种不同解释，整齐了百家杂说。把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师，以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观览。列传的第七十篇，是司马迁的自叙。然而在一百三十篇中缺少了十篇，有目录而无内容。

司马迁受刑以后，做了中书令，职高位尊。他的旧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他，用古贤臣的标准要求他。司马迁回信说：少卿足下：早些时候承蒙您写信给我，教我谨慎地接人待物，并担负起向皇帝举荐人才的应尽义务。信中情真意切，好像责备我没遵从您的意见行事，而听从了世俗流言，我是不敢这样的。我虽然才能平庸，但也聆听过德高望重的长者的遣教。衹是自己认为身体已经残废，而又处于低贱的地位，稍有举动就会受到责难，主观上想有所作为，客观上反而会招致损害，因此情绪苦闷而又找不到知心的朋友去诉说。俗话说：“为了谁而这样做，又有谁来听我说呢？”所以，钟子期一死，伯牙终生不再鼓琴。为什么呢？因为士为知己者而效力；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身体残废的人，即使怀有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可贵之材，有如许由、伯夷那样的高尚品德，终究也不能引以为荣，相反恰好遭人耻笑而使自己更加污秽。早该给你回信了，刚好随从皇帝束巡归来，又忙着烦琐的事务，彼此相见的日子越来越少了，而我又匆匆忙忙没有一点儿空闲得以详尽说明我的心意。现在你身遭大难，再过一个月就接近行刑日期了，我又将随从皇帝去雍地，恐怕转眼之间你就会遭到不幸。这样，我将最终不可能向你抒发内心的愤懑，而你在九泉之下的魂灵也会抱恨无穷。请允许我说说自己的固陋见解吧。好久没给你回信，请原谅。

我听说过：加强自身修养是智慧的象征；乐于施舍是仁德的开端；取舍得当是道义的表现；正确对待耻辱是判断勇敢的标准；树立好的名声是品行的最高准则。士人衹有具备了这五条，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从而进入君子的行列。所以最惨的灾祸，莫过于贪图私利；最痛苦的悲哀，莫过于伤了自尊心；最丑恶的行为，莫遇于辱没祖先；最大的耻辱，莫过于遭受宫刑。受过宫刑的人，就没有人愿意和他在一起，这不是一朝一代的事，而是由来已久了。从前，卫灵公与闯入雍渠同坐一辆车，陪坐的孔子感到耻辱，便离开卫国到了陈国；商鞅依靠闯入景监的引荐，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赵良为此感到恐惧；宦官赵谈为文帝参乘，袁盎怒而争谏。自古以来宦官就被视为可耻之徒。就是一般的人，涉及有关宦官的事，没有不挫伤锐气的，何况那些慷慨激昂的士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可怎能让一个受遇宫刑的人去举荐天下的英雄豪杰呢？我靠着父亲的余业，得以在京师任职，已有二十多年了。平Et自己常想：对上，我没能竭尽忠诚，取得奇策高材的美誉，以博得圣明君主的赏识；其次，我又没能替皇帝拾遣补阙、招贤进能，以显露那些隐士的才干；对外，我也没能参加军队去攻城野战，取得斩将拔旗的功绩；对下，我也没能用积年的劳苦换来高官厚禄，以使宗族朋友争光得宠。这四者，没有一件成功的，衹不过是得过且过，受到皇帝的收容而已。我没有一点可称道的长处，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过去，我也曾居于下大夫的行列，事奉于朝堂之上，发表些微不足道的议论。可我没有在那个时候捍卫国家的法度，为国竭尽智谋，如今身体残废了，做了一个扫除的奴仆，处于这样卑贱的地位，却要扬眉吐气、议论是非，这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呢？还有什么可说呢？

况且，事情的原委足不容易说清楚的。我年少的时候，才华横溢，长大成人后却不能博得乡里的称誉，幸好皇帝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使我得以贡献微薄的才能，出入戒备森严的宫禁之中。我以为头顶着盆子是看不到天空的，所以我就断绝了朋友的交往，把家庭的私事抛在一边，Et夜想着竭尽我微薄的才能，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以博得皇帝的宠信。然而事情竟会出现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我和李陵同在宫中任职，平时并不相要好，思想志趣也不同，更没在一起饮过酒，交过朋友。可是我观察他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物。他侍奉父母很孝，结交士入讲信用，对待财货廉洁奉公，取舍之间重德义，能分别尊卑长幼而有礼让，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又常常想着奋不顾身，为国家的危难而献身。从他平时的修养品德来看，我认为他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度。作为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是很了不起的了！如今因他一件事情做得不对，那些贪生怕死，衹顾保全身家性命的臣子，就随意构陷，夸大他的罪名，对此我感到十分痛心。况且，李陵衹率领不到五千步兵，就长驱直入战地，足迹到达匈奴的王庭。他的这支部队，虽然不过是诱虎之师，但他却能主动出击，四处挑战，仰攻强敌，与单于的军队连战十几天，所杀的敌人超过了自己的军队的损失。杀得敌军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的君长都震惊了，于是征调了左、右贤王的所属部队，发动了全部能拉弓打仗的人，用全国的力量来围攻他们。李陵军转战千里，箭矢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又不到，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陵一声令下，疲惫的士卒便无不奋起，他们噙着泪，血流满面，咽下泪水，举起空弓，留着敌人的兵刃，向北争着与敌人决一死战。李陵军未覆没时，有使者来报战况，朝廷上的公卿王侯都向皇帝举杯祝贺。可是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皇帝吃饭不香，听朝不悦，大臣们担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不自量地位的卑下，看到主上极度悲伤的情绪，实在想对皇帝竭忠尽智。我以为李陵一向对将士们绝甘分少，因而也能得到部下的拼死出力，就是古代名将也赶不上他。李陵虽然失败被俘，我看他的心意，是想在匈奴立功报汉，以抵当他败降之罪。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无法挽回，但深入敌阵、摧败敌人的功劳，也足以光耀天下了。我抱着这些想法想向主上陈说，而没有机会。恰好主上召问，我就本着上述意思论说李陵的功绩，想以此宽慰主上，堵塞那些陷害李陵的谗言。可是由于没说清楚，圣明的主L又没深加推究，以为我是在诋毁贰师将军而替李陵开脱罪责，于是就把我交给大理寺治罪。我的诚恳忠心始终没有机会表白，落了个欺君诬上的罪名，主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贫穷，没钱赎罪，朋友们没有谁来营救，主上身边的亲信也不替我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不是草木石头，独自和法官打交道，被关进深深的监狱裹，能向谁诉说我的苦处呢！这些正是你亲眼看到的，我的遭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李陵已投降了匈奴，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却被处以宫刑住在蚕室中蒙受耻辱，着实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呀！可悲呀！

有些事情是不容易对世俗的人一一说清楚的。我的祖先没有立下受赐剖符丹书那样的功劳，而掌管文、史、星、历的官与卜官、祝官的地位相似，本来就是供皇上驱使，如同豢养的优伶一样，是被世俗所轻视的宫职。假如我伏法就死，好似九牛身上失去一根毫毛而微不足道，和一只蝼蛀、蚂蚁被踩死有什么区别呢？而舆论也不能把我视为是为气节正义而死的，衹不过认为我智虑穷尽，罪大恶极，不能自我解脱，终于被杀而已。为什么呢？平素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必然使人们有这种看法。人总是要死的，有的死得重于泰山，有的死得轻于鸿毛，这是因为他们在死的作用方面有所不同。一个人，最好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自身不受辱，再次是脸面不受辱，又其次是不因言辞而受辱，更次的是遭受捆绑之辱，更要次之的是穿上赭衣的耻辱，比这还要次的是遭受戴刑具、被拷打、剃头发、戴铁锁的耻辱，还有比这更次一等的是遭受毁坏肌体的耻辱，最下等的是遭受腐刑的耻辱，腐刑使耻辱达到了顶点。《礼记》上说：“对大夫以上的人不加刑辱。”造就是说士人不能不严格保持操守。猛虎在深山裹，百兽感到恐惧，可它一旦落入陷阱和笼子裹，便摇头摆尾向人求食，这种屈服于人的威势的习性是逐渐形成的。所以有这样的士人，在地上画个圈儿作监牢他也不敢进去，削根木头作法吏他也不敢抬头答话，而是决计在受辱之前自杀。现在，我被捆绑手脚，戴上了刑具，剥掉衣服被鞭打，关在四面高墙的监狱之中。这个时候见到狱吏就知叩头，碰上狱卒就胆颤心惊。为什么呢？因为逐渐积累了对狱吏威势的恐怖所造成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却说自己没有受辱，岂不是厚着脸皮，哪裹还有什么尊贵可言呢？况且西伯，作为一方诸侯，也曾被关在羡里；李斯，曾是丞相，也身遭五种刑罚；淮阴侯本为王，却在陈地被逮捕；彭越、张敖曾南向称王，同样因罪被关在监狱裹；绛侯周勃灭掉诸吕，权势超过春秋五霸，结果被关请室之中；魏其侯是员大将，也穿上赭衣、戴上刑具；季布自受钳刑给朱家作奴隶；灌夫也被下狱受辱。这些人都曾是王侯将相，声名远扬，及至犯罪落入法网，不能够及早自杀。落入尘埃之中的人，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哪裹有什么不受辱的呢？由此说来，勇怯强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法律制裁之前自尽，稍一迟疑，等情况恶化、鞭子落到自己身上以后，才想为气节而死，不是太晚了吗？古人难于对大夫施刑的原因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说到人之常情，没有不贪生怕死，怀恋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衹有那些被义理所激发的人们例外，然而也有不得已的情况。现在我很不幸，父母早已死了，又没有兄弟，孤独自身。少卿你看我对妻子儿女怎样呢？勇敢的人不一定为名节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节义，也会处处勉励自己的。我虽软弱，也想苟且偷生，但也十分清楚舍生就义的份量的。何必要遭受坐监牢的耻辱呢！况且奴仆婢妾尚能赴义死节，更何况像我要处于迫不得已环境中的人呢！我之所以忍辱苟活下来，甚至陷入粪土之中也不推辞，是因为遗憾自己的意志还没有表达出来，如果默默地死去，我的文章著述就不能流传于后世了。

古代有许多身为富贵而声名堙没无闻的人，多得无法统计，衹有卓越非凡的人物才流芳后世。周文王被囚于羡里，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穷，著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国语》；孙子受膑刑，论着了《兵法》；吕不韦被放逐蜀，其《吕览》流传于后世；韩非在秦国被捕入狱，写出《说难》、纰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抒发愤懑的作品。这些人都是因为心裹有所郁结，理想又得不到实现，所以才论述往事，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就像左丘明双目失明，孙子被废去双足，终生再也不能为世所用了，于是引退著书，以抒发内心的愤懑期望文章能流传后世，使自己的心意得到表白。近年来，我自不量力，也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浅薄的文章中，搜罗天下散失的遣闻旧事，考核历史事实，研究事业成败的原因，探索朝代兴衰的道理，共一百三十篇，也想用它来反映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学说。初稿还没有完成，恰逢这场灾祸。我痛惜全书没有完成，因此遭受极刑而没有怨恨的表现。我果真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通都大邑中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就可以偿还以前我所遭受耻辱的债了，即使万一被杀，我也绝不后悔！然而这些衹能对有学识的人讲，很难对浅薄的俗人诉说。

而且，背着坏的名声，在社会上是难于立足的，自己卑贱的地位也常常遭到毁谤。我因为发表议论而遭受这场灾祸，着实被乡里人所讥笑，污辱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什么面目到父母坟墓上去祭奠呢？即使经过百代，耻辱仍会越来越深重！因此，我整天心绪不宁，呆在家裹恍恍惚惚像丢失了什么；走到外边，又不知要往哪裹去。每当想到这一耻辱，冷汗就浸透了衣裳。我衹不过是宫中的臣仆，哪能隐居在深山呢！所以只好暂且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地活下去，以抒发自己内心的郁结。现在少卿教我推荐贤士，这恐怕是和我个人的想法相违背吧！如今即使我想装饰自己，用美好的言辞来自我解脱，也没有用，世俗的人是不会相信我的，相反衹能招来耻辱。总之，衹有到了死的那一天，是非才会有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心意，衹是粗略地说说我浅薄的见解。

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渐渐流传开来。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惮最先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得以公布开来。到了王莽的时候，有人请求封司马迁的后人，于是封其后人为史通子。

赞曰：从古人有文字开始就有了史官，并写下了许多史书。到了孔子整理史书，上自唐尧时期，下止秦穆公时期。唐尧、虞舜以前的情况虽然有留下来的文字，但那些算不上经典，所说关于黄帝、颛顼的事迹就不那么清楚。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著作《春秋》，左丘明阐述整理有关史实来给《春秋》作传，又编撰了与此相异同的史料而成为《国语》。又有《世本》，记录了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先祖、世系的由来。春秋以后，七国争雄，最后秦国兼并了各诸侯国，记述这段历史的史书有《战国策》。汉朝兴起推翻秦朝，平定天下，记载这段历史的是《楚汉春秋》。所以司马迁根据《左氏春秋》、《国语》，采用《世本》、《战国策》的一些史料，陈述《楚汉春秋》的史实，接续记载其后的史事，截止于天汉年间。所讲的秦、汉时期的历史十分详尽。至于采录、摘取经传，分别记述几家的史事，有许多地方粗疏简略，有的互相矛盾。还有他涉猎的范围广博，贯通经传，驰骋于古今上下几千年之间，这是他勤奋努力的结果。再有他的是非观和圣人非常不同，论说大道则以黄老学说为主，而以六经为辅；叙述游侠，则贬退隐士而推举奸雄；记述经济活动，则崇尚权势财利，而羞辱贫贱，这些是他的短处。然而，从刘向到扬雄，这些人博览群书，他们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序说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笔直书，他所记述的史事真实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称作实录。唉！以司马迁的博学广闻，却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经遭受极刑仍在狱中发愤写作，他给任安的信中所陈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察其所以哀伤自己，是属于《诗经。小雅》中巷伯一类的人。像《诗经。大雅》所说的“既明辨又聪明，还能保全自己”，这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