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行传注释译文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后经考选,授内阁中书,又改任中书科中书。
遇父丧归乡,建立请见书院,并讲解宣传儒学。仪封城北原有堤,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因遭大而被冲垮,伯行招募民工用口袋装土来堵塞。河道总督张鹏翮巡视黄河后,上疏推荐张伯行能够治理河务。四十二年,张伯行被授为山东济宁道。适逢灾荒之年,便从家乡运来钱和粮食,并缝制棉衣,用来解救百姓的饥寒。皇上命令按各道救济灾民,张伯行便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余赈济所属汉上、阳谷二县。山东市政使责备他独断专行,准备上疏弹劾,伯行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布政使只好停止弹劾事。四十五年,皇上南巡时,赐予张伯行“布泽安流”匾额。不久,张伯行升为江苏按察使。
四十六年,皇上再次南巡。到苏州后,对随从的臣子们说:“我听说张伯行任官特别清廉,这是最难得的。”当时曾命负责管理江苏的总督及巡抚推荐德才兼备的官员,而张伯行并没有被推荐。皇上见到张伯行说:“我很早就了解你,我来推荐你。如果将来做官做得很好,天下都会认为我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张伯行上疏请求免去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因为福建的米价很贵,张伯行请求动用国库的钱五万购买湖广、江西、广东的米平价出售。建鳌峰书院,置学舍,拿出自己的藏书,搜罗前代文人的文集刊印成《正谊堂丛书》,用来教学生。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偶像,改祠堂为义学,祭祀朱熹。民间多尼姑,有人卖贫苦人家的女子,以致削发为尼者成百上千,张伯行命令这些人家赎回自己的女子,为她们选择配偶。有家境贫穷无法赎回的,由官府出钱赎出。
四十八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救济淮安、扬州、徐州三府的灾荒。适逢布政使宜思恭因布政司库存亏空被总督噶礼弹劾罢免,皇上派尚书张鹏翮查处。陈鹏年以苏州知府的身份代理布政使职务,建议布政司库所亏空的三十四万,以分别扣除官员的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张伯行行文噶礼要求联名上疏,没有被答应。张伯行便自己上疏,皇上得知后命张鹏翮一并调查。张伯行另外又上疏说明了噶礼的不同意见。皇上对廷臣说:“看了张伯行的这个上疏,知道他与噶礼不和。作为臣子,应该以国事为重。我办理机务将近五十年,未曾让一个人施展他的私欲。这个上疏应当放置不予理睬。”不久,张伯行以身体多病为由提出辞官,皇上没有允许。
张伯行刚成进士时,回家乡南郊建造了一座精制的房屋,摆上了数千卷书以供纵情观览,看到《小学》、《近思录》,以及程、朱的《语类》,说:“进入圣人的门庭在这里呀!”最初任官时曾说:“圣人们的学问,概括为一个‘敬’字,所以学习没有比掌握敬更重要的。”因此他自号为“敬庵”。又说:“君子懂得义,小人只知利。老子贪生,信佛的人怕死,烈士追求名声。这都是属于利。”在官时所招致的,都是学问醇正、志向操行清廉的人,而且开始不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做官的。平时对于意见不合的人,也仍与他们共事,开诚布公,同心协力,没有一点怨恨。他说:“已得到皇上的保全,怎敢以私而废公呢?”
顺治九年,汤斌考中进士,被选作庶吉士,又被任命为国史院检讨。当时正讨论编修《明史》,汤斌根据皇上的诏书进言说:“《宋史》在元朝至正年间修撰,却不避讳文天祥、谢枋得的忠诚;《元史》在明朝洪武年间修撰,而同样记载丁好礼、巴颜布哈的节义。顺治元年、二年间,以前明朝的臣子中有为保全志节而宁死不屈、临危献身的人,不能一概以叛逆来记载。应该命令各修撰大臣不要瞻前顾后,顾虑太多。”皇上将此议下到明史馆,大学士冯铨、金之俊认为汤斌奖励叛逆,代皇上起草圣旨严厉训斥,世祖却特意召汤斌到南苑安慰他。当时,很多府道缺少官员。皇上认为当前急于用人,应当选拔学问、品行兼优的人,并以学问作为经世济民管理国家的标准,选拔翰林院的官员。后选到黄志遴等共十人。
汤斌考虑父亲年老,以有病为由请求辞官休假。(后父死,)为父守丧;守丧期满,听说容城人孙奇逢在夏峰讲学,便背着书箱前去跟随他学习。康熙十七年,皇帝下诏开博学鸿儒科取士,尚书魏象枢、副都御史金鋐推荐汤斌,汤斌考试得一等,被授予翰林院侍讲,参与编修《明史》。
二十六年五月,天不下雨,钦天监灵台郎董汉臣上疏指责这是由于时事所造成的,语言触及当权者。此疏下到廷臣议论,明珠很恐慌,要自承罪责。只有大学士王熙一人表示:“市井小人胡言乱语,应立即斩首,事情可以完结。”汤斌后来也到了朝廷,余国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汤斌说:“董汉臣根据诏旨议论朝政,没有处死的理由。大臣们不讲而小臣却敢讲,我们应该自省。”皇上最终免了董汉臣的罪。明珠和国柱怨恨,摘录汤斌的一些言论上报,并找出汤斌在苏州发布文告中的话“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认为是在诽谤朝廷。皇上传旨责问,汤斌只是自己表示天资愚昧,过错很多,请求严加处分。左都御史璙丹、王鸿绪等人又接连上疏弹劾汤斌。恰巧汤斌先前推荐候补道耿介为少詹事,一同辅导太子,耿介以年老多病请求辞官,詹事尹泰弹劾耿介是有目的地请求辞官,并且提到汤斌胡乱推荐,建议革去汤斌的官职。国柱传言说,皇上将要让汤斌隶属于八旗户籍,正好汤斌带病入朝,精神不振,于是人们在路上互相谈论(传言越传越广),听到的人都哭泣落泪。住在京师的江南人,要击登闻鼓为汤斌诉冤,后来知道没有那么回事,才散去。
汤斌以孙奇逢为师以后,学习宋代诸儒的书。他曾说:“对事物要穷究其中的道理,如果囿于事物表象而不悟,对事物的了解既支离破碎又不得其本质;如果离开具体事物而又求了解它,实际上是毁掉了自己的视听,同样是虚妄不实的。”他教育人,认为必须先弄清义和利的界限,慎重对待诚与伪的关系,研究真正的经学、真正的道学;否则将讲论和实践分离成两件事,社会风气又凭借什么(变好)呢?汤斌忠实恪守程、朱之学,同时也不菲薄王守仁。办事身体力行,不崇尚空论,造诣精深。著作有《洛学编》《潜庵语录》。雍正时,其牌位准入贤良祠。乾隆元年,获赠谥号为“文正”。道光三年,附祀于孔子庙。
遇父丧归乡,建立请见书院,并讲解宣传儒学。仪封城北原有堤,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因遭大而被冲垮,伯行招募民工用口袋装土来堵塞。河道总督张鹏翮巡视黄河后,上疏推荐张伯行能够治理河务。四十二年,张伯行被授为山东济宁道。适逢灾荒之年,便从家乡运来钱和粮食,并缝制棉衣,用来解救百姓的饥寒。皇上命令按各道救济灾民,张伯行便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余赈济所属汉上、阳谷二县。山东市政使责备他独断专行,准备上疏弹劾,伯行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布政使只好停止弹劾事。四十五年,皇上南巡时,赐予张伯行“布泽安流”匾额。不久,张伯行升为江苏按察使。
四十六年,皇上再次南巡。到苏州后,对随从的臣子们说:“我听说张伯行任官特别清廉,这是最难得的。”当时曾命负责管理江苏的总督及巡抚推荐德才兼备的官员,而张伯行并没有被推荐。皇上见到张伯行说:“我很早就了解你,我来推荐你。如果将来做官做得很好,天下都会认为我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张伯行上疏请求免去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因为福建的米价很贵,张伯行请求动用国库的钱五万购买湖广、江西、广东的米平价出售。建鳌峰书院,置学舍,拿出自己的藏书,搜罗前代文人的文集刊印成《正谊堂丛书》,用来教学生。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偶像,改祠堂为义学,祭祀朱熹。民间多尼姑,有人卖贫苦人家的女子,以致削发为尼者成百上千,张伯行命令这些人家赎回自己的女子,为她们选择配偶。有家境贫穷无法赎回的,由官府出钱赎出。
四十八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救济淮安、扬州、徐州三府的灾荒。适逢布政使宜思恭因布政司库存亏空被总督噶礼弹劾罢免,皇上派尚书张鹏翮查处。陈鹏年以苏州知府的身份代理布政使职务,建议布政司库所亏空的三十四万,以分别扣除官员的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张伯行行文噶礼要求联名上疏,没有被答应。张伯行便自己上疏,皇上得知后命张鹏翮一并调查。张伯行另外又上疏说明了噶礼的不同意见。皇上对廷臣说:“看了张伯行的这个上疏,知道他与噶礼不和。作为臣子,应该以国事为重。我办理机务将近五十年,未曾让一个人施展他的私欲。这个上疏应当放置不予理睬。”不久,张伯行以身体多病为由提出辞官,皇上没有允许。
张伯行刚成进士时,回家乡南郊建造了一座精制的房屋,摆上了数千卷书以供纵情观览,看到《小学》、《近思录》,以及程、朱的《语类》,说:“进入圣人的门庭在这里呀!”最初任官时曾说:“圣人们的学问,概括为一个‘敬’字,所以学习没有比掌握敬更重要的。”因此他自号为“敬庵”。又说:“君子懂得义,小人只知利。老子贪生,信佛的人怕死,烈士追求名声。这都是属于利。”在官时所招致的,都是学问醇正、志向操行清廉的人,而且开始不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做官的。平时对于意见不合的人,也仍与他们共事,开诚布公,同心协力,没有一点怨恨。他说:“已得到皇上的保全,怎敢以私而废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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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明朝末年,农民军攻陷睢州,其母赵氏为保全志节而死,事情记载于《明史•列女传》。父亲汤契祖为避战乱,带着汤斌到了浙江衢州。顺治二年,汤斌侍奉父亲回到家乡。顺治九年,汤斌考中进士,被选作庶吉士,又被任命为国史院检讨。当时正讨论编修《明史》,汤斌根据皇上的诏书进言说:“《宋史》在元朝至正年间修撰,却不避讳文天祥、谢枋得的忠诚;《元史》在明朝洪武年间修撰,而同样记载丁好礼、巴颜布哈的节义。顺治元年、二年间,以前明朝的臣子中有为保全志节而宁死不屈、临危献身的人,不能一概以叛逆来记载。应该命令各修撰大臣不要瞻前顾后,顾虑太多。”皇上将此议下到明史馆,大学士冯铨、金之俊认为汤斌奖励叛逆,代皇上起草圣旨严厉训斥,世祖却特意召汤斌到南苑安慰他。当时,很多府道缺少官员。皇上认为当前急于用人,应当选拔学问、品行兼优的人,并以学问作为经世济民管理国家的标准,选拔翰林院的官员。后选到黄志遴等共十人。
汤斌考虑父亲年老,以有病为由请求辞官休假。(后父死,)为父守丧;守丧期满,听说容城人孙奇逢在夏峰讲学,便背着书箱前去跟随他学习。康熙十七年,皇帝下诏开博学鸿儒科取士,尚书魏象枢、副都御史金鋐推荐汤斌,汤斌考试得一等,被授予翰林院侍讲,参与编修《明史》。
二十六年五月,天不下雨,钦天监灵台郎董汉臣上疏指责这是由于时事所造成的,语言触及当权者。此疏下到廷臣议论,明珠很恐慌,要自承罪责。只有大学士王熙一人表示:“市井小人胡言乱语,应立即斩首,事情可以完结。”汤斌后来也到了朝廷,余国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汤斌说:“董汉臣根据诏旨议论朝政,没有处死的理由。大臣们不讲而小臣却敢讲,我们应该自省。”皇上最终免了董汉臣的罪。明珠和国柱怨恨,摘录汤斌的一些言论上报,并找出汤斌在苏州发布文告中的话“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认为是在诽谤朝廷。皇上传旨责问,汤斌只是自己表示天资愚昧,过错很多,请求严加处分。左都御史璙丹、王鸿绪等人又接连上疏弹劾汤斌。恰巧汤斌先前推荐候补道耿介为少詹事,一同辅导太子,耿介以年老多病请求辞官,詹事尹泰弹劾耿介是有目的地请求辞官,并且提到汤斌胡乱推荐,建议革去汤斌的官职。国柱传言说,皇上将要让汤斌隶属于八旗户籍,正好汤斌带病入朝,精神不振,于是人们在路上互相谈论(传言越传越广),听到的人都哭泣落泪。住在京师的江南人,要击登闻鼓为汤斌诉冤,后来知道没有那么回事,才散去。
汤斌以孙奇逢为师以后,学习宋代诸儒的书。他曾说:“对事物要穷究其中的道理,如果囿于事物表象而不悟,对事物的了解既支离破碎又不得其本质;如果离开具体事物而又求了解它,实际上是毁掉了自己的视听,同样是虚妄不实的。”他教育人,认为必须先弄清义和利的界限,慎重对待诚与伪的关系,研究真正的经学、真正的道学;否则将讲论和实践分离成两件事,社会风气又凭借什么(变好)呢?汤斌忠实恪守程、朱之学,同时也不菲薄王守仁。办事身体力行,不崇尚空论,造诣精深。著作有《洛学编》《潜庵语录》。雍正时,其牌位准入贤良祠。乾隆元年,获赠谥号为“文正”。道光三年,附祀于孔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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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张伯行传》的名句翻译赏析
- 康熙二十四年进士,考授内阁中书,改中书科中书 - - 赵尔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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