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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任安书赏析

朝代:两汉 作者:司马迁 出自: 更新时间:2017-06-15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话体现了作者对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看透了这个社会。

司马迁是叙事的高手,《报任安书》这篇作品把事件叙述得凄婉动人。“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这段叙述,激烈悲壮。叙述是抒情的基础,情生于事,叙事以抒情;事随情陈,写情以染事。本文把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既是叙述又是抒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本文是书信体。书信最适合任意挥洒,不受羁绊。在信中,司马迁借任安要求其“推贤进士为务”,陈述了自己不能听从的理由,由此引发了一大篇愤激之词。他写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处处暗含着怨怼之气,表现了作者骨子里不认为有罪的倔强性格。本文写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点明了中华仁人志士生死观的内核。本文写了作者身残志坚的英雄气概,在耻辱中写完了煌煌巨著《史记》。本文写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既有对世态的感叹,也有对任安的委婉责备,都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朋友道来,激越雄壮,如江海波涛,汹涌澎湃。

本文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作者对汉武帝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全文无一处盛赞之语,处处是怨尤愤懑。“未能尽明,明主不晓”;“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这些语言实际是对汉武帝的控诉。作者写《史记》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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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帝求贤诏》是刘邦称帝十一年(前196年)二月发布的诏书。先写古人用贤成就功业,继之写自己用贤平定天下,最后表示欲安定天下而急需求贤的诚意与急迫心情。

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泗上亭长,在秦朝末年起义,用三杰,定三秦,消灭项羽,最后登上帝位,建立汉朝。他懂得任用人才是取得胜利的保证;得天下以后,要巩固封建统治,使天下长治久安,就要有贤才作为辅佐。本文是他在全国范围内征求贤才的一道诏令,他以周文、齐桓自许,用古代贤士期待今人,表现他的存心王霸和求贤若渴的心情。

作者司马迁资料

司马迁

司马迁的诗词全集_司马迁的诗集大全,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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