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文章开头以姚鼐为抓手切人桐城派的师承与影响，简洁明了，脉络清晰；接着重点介绍桐城派中坚人物姚鼐与湖南籍传人吴敏树、孙鼎臣、郭嵩焘等人的统绪承传关系，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他们的共同弟子——即文集的作者欧阳生。
第五段着重论述乾隆中叶以来“汉学”对桐城古文的影响和冲击，旗帜鲜明地站在桐城派立场上捍卫了桐城古文的正统地位；第六段有感太平天国战乱造成了包括桐城在内的社会秩序的巨大破坏，描述了当时“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的凄惨景象，叹息世道衰退，古文不传。文末点题：在古文传统濒临失传的背景下，文集的面世使人欣慰。
文章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堪与《师说》比美。桐城派自发轫至曾国藩时已历一百余年，此文对桐城派的发展，特别对姚鼐以下的发展情况作了系统的论述，有助于桐城派的研究。作者对姚鼐特别尊崇，重申并强调了姚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观点，表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在散文写作上是遵循着桐城派传统的。
曾国藩素有“中兴桐城”之誉。他于道光十八年中进士，自此至于咸丰二年的十余年中都在京师供职。在此期间，他开始深入研究桐城派首领的作品和理论，并接受其影响，尤其对姚鼐更是崇敬。后来在《圣哲画像记》中，他以姚鼐与周公、孔子等并列为“圣哲”，且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姚鼐在桐城三祖中“治其术益精”。这些均说明他与姚鼐有着特别密切的思想、学术和文学的传承关系。“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在这段话中，曾国藩对姚鼐在清中期汉学盛行、文人独好繁博的考证之文的风气之下，“独排众议”，提出以“义理”为主，“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以纠正文风，特别作出评赞，认为这依然是当时振兴文章之道的一种应当遵循的意见，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曾国藩本人的文章观。
曾国藩之所以能“中兴”桐城派，就在于他能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总结并提出符合时势要求的文学主张，对桐城派的文论思想加以发扬光大。桐城派之所以绵延二百余年，就在于坚持“文贵变”，“有所变而后大”的传统，曾国藩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明确指出“文章与世变相因”。这是对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张扬，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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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弟在家读书，不审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此三事者，未尝一日间断。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余偶谈，读史十页，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诸弟每日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予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将终身行之。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予身体甚弱，不能苦思，苦思则头晕，不耐久坐，久坐则倦乏。时时属望，惟诸弟而已。兄国藩手草。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