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我的朋友湖南湘潭人罗研生先生，拿他编撰的一百九十卷《湖南文征》给我看，而且嘱托我为他的书稿写一篇序。我非常浅薄，年纪又大了，哪里够得上谈论文章的事呢？
我听说古人的文章，最初没有什么章法。《易》《书》《诗》《仪礼》《春秋》各种经书，他们的体势（结构和笔势）声色，没有一个字是沿袭而来的。就是先秦诸子的文章，也各自成为一体。拿这类文章来衡量其它文章，像金玉和卉木相比是不同类一样非常分明，这怎么说有“章法”呢？后来人本不会写文章，强迫自己拿出古人的文章来摹拟，于是有的模拟得像，有的模拟得不像；模拟得像就说合“章法”，模拟得不像就说不合“章法”。如果他们不是等着摹拟，他们就能发于心而为自然之文，大概有两个方面：说理，抒情。这两个方面是人人所固有的，就我所知道的道理，把它写成文字传给世人，符合我的爱与恶、悲与愉的情感的，就连缀成文把它表达出来，就像剖开肺肝来陈述文献典籍，这都是自然之文。性情敦厚的，大概能写出来的。至于浅或深，工或拙，就相差很远，未曾动笔就有很大差别。除了各种经书以外，百家的著述，大概都有自己的偏好。以说理取胜的，多是阐明幽深的道理达到极致的语言，可是它弊病是言辞激昂放纵不很恰当；以抒情取胜的，多是悱恻感人的语言，但它的弊病常常是词藻华丽而缺少实际内容。从东汉到隋朝，文人秀士（德才优异的人），大概不仅阐明自己的思想，而且言辞多有俪语，就是议大政，考大礼，也常常用排比句子连缀成文，用变化的句式夹杂其间，经历唐代也没有改变……
湖南作为古代诸侯国的封地，北边靠近大江，南边接近五岭，西边连接黔蜀，是群苗聚集之地，大概也是山国荒僻之地。可是周朝末年，屈原在此地诞生，《离骚》各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推崇。到了宋朝，周敦颐又在此地诞生，他写的《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推崇。两位贤者，都没有效法某一流派，却写成好文。上与《诗经》《周易》相比有同样的影响，后来的代代逸才（有杰出才能的人），要列举出来没有超过他们这些人的范围，更何况湖湘后辈深受前辈留下来的好风尚的影响呢？这部文集收录的，长于说理的文章大概十分之六，善于抒情的文章大概十分之四，且骈体文也有选择地录用，不说章法而章法不曾有乱。只是考据方面的文章搜集太少，前哲的倡导没有发言，后世的欣慕也少见。罗研生作学问，考核《说文》以求达到训诂，注解《禹贡》以求明白地志，他本来也很通晓考据家的学说。而谈论文章只推崇切实简要，不推崇繁称博引，取己之长而不沉溺自己的偏好，这仍是君子谨慎选择术攻的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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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与不肖的区别是如何划分的呢？应该看他对于改正过错的勇敢与怯懦并把它作为差别罢了。日月都有盈缺亏食，星辰也有陨落之时。对人而言，言语有不当之处，行为有后悔之时，即使是圣人也不可避免。改正过失十倍于人的人，他的贤达也一定会是常人的十倍；改正过失百倍于人者，他的贤达也——定会是常人的百倍。越是贤明的人，越是光明磊落；越是不肖之徒，越仗恃作恶,终不悔改。
人刚一出生时，气质相差不大，学习并且达到好的境界，就已经成为一个君子了。如果他有了过错，那么他的朋友会当面劝谏以帮助他改正。如果引导不善，就会成为小人。当他有了过错时，他的朋友就会多方替他掩饰、推卸责任。这就是所说的贤明之人越来越贤明，不肖之徒越来越不肖的原因。
我有一个朋友告诫我说：“您与某人交好却没有保持到最后，是因为您有过错，您在这件事上为什么不谨慎呢?”又有一个朋友告诫说：“听说你在某次考试中，曾经因私人感情求助他人，这是很不对的。”二人的话，乍一听，不合我意。但慢慢地理解，他们没有所求而对我说出逆耳良言，是因为敬重我。反过来我又自省：我的过错，其中严重的比照这两件事或许严重数倍，而且数量多得不可枚举，他们二人，只不过举了一两个例子，人最痛苦的是对自身的不了解。上古帝王不能推行王道教化，士大夫们相互勾结攀比，做了许多苟且之事，往往陷入罪恶的深渊，而同僚们没有人出面劝谏质疑。这是因为这些人自认为很超脱，又幸好没有过错。况且孔子这样的大贤，犹且学习《易经》来减少错误，而这些人说没有过错，是欺骗他人呢还是欺骗自己呢？自己知道有过错而因为袒护一时的过错，尽力掩盖，以至罪恶滔天却也不觉得有悔意，这就是不可以接近小人的原因。作为别人的朋友却对他的过错隐瞒忍耐或曲意奉承，助长了朋友的恶习，他们的所作所为比那些专事谄媚的佞臣俳优更可恶。《书经》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符合道义上想一想,有投合你心意的话,一定要从不符合道义上考察一下这些话”我特意将它们写下来以备查看反省，并且展示给能提出逆耳良言的朋友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