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按照传记文体例，第一段简要介绍朱筠生平。话虽不多，却已达到目的。
第二段记叙朱筠建议开四库全书馆，及其在馆中刚直耿介的性格。建议开四库全书馆，是朱筠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贡献，可写的自然很多，然而作者对此并没有刻意去加以表现而是选择了两件最能体现他个性的逸事去加以描写。一件是当他提出开四库全书馆时，却遭到当时的朝廷大员、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的极力反对。朱筠和刘统勋此前曾有过交往，刘对朱的才能极为赞赏，按照为官之道，朱应该对刘的意见曲意逢迎才对，这对他的前程自然只有好处。然而这不是朱筠的作为，面对当时身居相位的一品大员，他是据理力争，绝不退让后来在另一位朝廷重臣于敏中的有力支持下，他的奏议才得以上奏乾隆，自此四库全书馆才正式开始启动。另一件是刘统勋死后，于敏中总裁四库全书馆事，由于经历前面提到的那件事，于敏中对朱筠特别器重。本来这对朱筠来讲自然又是一次机遇，但他却做出了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来:对四库全书馆的总裁于敏中本人，作为下级他非但不拜访进见，以保持这种关系，反而时时持馆中事来顶撞于敏中，与于敏中意见相左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于敏中感到非常遗憾，要不是乾隆皇帝“称许”他的“学问文章殊过人”，可能他的下场会非常悲哀。通过以上两件事，可见朱筠是一个性情耿直的封建官吏，他与龌龊的封建官场，始终格格不入，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正直和倔强，另一方面也是他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情中人”的个性所决定的。
第三段主要写他的为人。“内友于兄弟，而外好交游”，这主要写他对亲友；对学生后辈，他又往往“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之，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因此他的“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为学政时，遇诸生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劝人为学先识字，语意谆勤，去而人爱思之”。这些描写，为我们勾画出了一位循循善诱的忠厚长者的形象，与第二段里所刻划的官场中的朱筠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一个似乎不随流俗，不懂人情事故；一个却礼贤下士，和蔼可亲。
第四段写作者自己与朱筠相识交往的情景，这主要是一段回忆性的文字。作者回忆到，“余初识竹君先生，因昌平陈伯思”很自然地引出了陈伯思其人其事，以陈伯思来陪衬朱竹君。当时他们年皆二十馀，其志甚伟摩厉讲学，慷慨论事，意色扬扬，不屑为区区文人的豪情跃然纸上。陈伯思也是一个才华出众而不愿随波逐流的人物，因此他和朱筠一样，人到中年才得到一个边远省份的学政的官职又都高才耽酒，故中年致酒疾。接下来作者又以极为沉重的心情，为伯思衰病，朱筠五十而亡而感到叹息不已。这既是为师友的早逝，更是为封建社会大才未能尽其用而感到的悲哀最后作者笔锋一转，用抒情的文笔写到，朱筠当年任安徽、福建学政时，“每携宾客饮酒赋诗游山水，幽险皆至”，自己“间至山中崖谷，辄遇先生题名，为相见之矣”。题名尚在而哲人已殁，使人悲哀痛心行文至此，已到结束的时候了，然思绪绵绵，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师友朱筠无限缅怀之情。
此文作为传记，在写作中也有许多成功之处。
其一，精心构思，精心剪裁。此文是一篇人物传记。关于传主朱筠的一生，可写的东西肯定很多，但作者却只选取了最能表现他性格的典型事例来写，不搞面面俱到的罗列堆砌。人格之正大，气节之高迈，是朱筠性格中最为闪光的东西。围绕这一点，作者一方面紧紧抓住他和两位大学士一——刘统勋、于敏中之间的交往来表现，从而成功地揭示了朱筠正直无私，对长官也不阿谀奉承的个性；另一方面又集中笔墨展现了他同亲朋友生之间的交往，刻划了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忠厚长者的形象。
其二，叙事简洁，以“神韵为宗”。作为一篇以叙事为主的传记文，要做到“简洁”二字，是相当不容易的。仔细玩味此文，作者刻划传主的性格特点，往往寥寥数语，便情趣韵味和盘托出而又绝不雷同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
此文中常事不书，仅选择了朱筠一生中最具神采的两个片断加以描述：先叙其奏言开设四库全书馆以及在馆中事迹，重点突出朱筠远见卓识和不阿私情、耿介正直的可贵品格。再叙其为人，“内友于兄弟，而外好交游”，“遇诸生贤者，与言论若同辈”，“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尝无客，与客饮酒谈笑穷日夜”。这又分明是一位谦谦君子、忠厚长者。两个片断合一，人物个性鲜明、神采飞扬。最后作者又将自己与朱筠三十年交往款款道来，结尾一句尤为精妙：“余间至山中崖谷，辄遇先生题名，为想见之焉。”山崖见手迹，其人神韵见矣，作者神韵现矣，文章神韵亦具矣，确乎神来之笔。

朱竹君先生传：https://www.gushicidaquan.com/wenyanwen/3098.html

姚鼐：https://www.gushicidaquan.com/shiren/701.html

《袁随园君墓志铭》是清代文学家姚鼐于嘉庆三年（1798年）为袁枚所创作的一篇墓志铭。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这篇墓志铭作于嘉庆三年（1798年）。作者为袁枚生前朋友，同居江宁，而两人文学观点，尤其是诗学观点，大相径庭。袁枚生前名满海内外，死后诋毁者甚多。有人曾劝作者不当为袁枚作墓志，作者以为“随园正朱（彝尊）毛（奇龄）一例耳，其文采风流有可取，亦何害于作志乎？”于是作了这篇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