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尉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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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马赋》是李清照在编著《打马图经》时所写，同时还另写了一篇序文。《打马赋》与《打马图序)可以说是姊妹篇。《打马图经序》重在介绍“打马”这种棋艺；而《打马赋》则是用以发挥自己忧时优民的强烈感情，以棋局比喻政局，借“打马”寓表心志。在《打马图序》中李清照讲了“慧”、“通”、“专”一情”，而能“无所不达”，“无所不妙”。在《打马赋》中，她便借说“打马”而呼号抗敌。
《打马赋》写于宋高宗(赵构)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底。据《李清照年表》，这一年她已五十一岁。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怎祥的呢?
《金石录后序》的墨迹未干，李清照就听到了金和伪齐合兵分道犯临安的消息。从朝廷官员到普通百姓，尤其是江浙一带的人，东南西北乱窜一气，乡下人往城里跑，城里人则想逃往乡间，人们慌作一团，不知躲到哪里是好。此时李清照从临安乘船沿富春江逆流而上，奔往金华（今属浙江）。她写于绍兴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打马图经序》，生动地记载了避难之时如惊弓之鸟般的慌乱。在途经东汉严光隐居于富春江畔的严滩垂钓处时，李清照感慨系之，相传那首带有自嘲性的《钓台》诗，就是她的手笔。
在金华，李清照住进窗明几净的陈氏家里，甚感适意。是时已值昼短夜长的秋冬季节，同住的还有亲朋家的“儿辈”。在做一种“打马”游戏时，李清照妙语如珠地向儿辈们反复讲述“慧则通，通则无所不达;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的道理。她谆谆告诫孩子们，不管做何事，既要靠聪明才智，更要具备专心致志的精神。惟其如此，才能触类旁通，掌握各种精湛的技艺，也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以臻于妙境。这些道理无疑是极为深刻有益的，但如果只是空洞抽象地灌输，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李清照运用自己富赡的才学，旁征博引，通过庖丁解牛，郢人运斤，师旷之听，离娄之视，尧舜之仁，桀纣之恶，掷豆起蝇，巾角拂棋等故事，既生动地说明“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的道理，又很自然地告诫人们，哪怕是做博弈游戏之类的小事，也不应该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她一面讲道理，一面身体力行，寓教于乐。棋局犹课堂，棋盘似战场，在小小的棋子上，做出了望乡、复国、育人的大文章。这种以小见大的教育方式，至今仍然发人深思，值得借鉴。
这种“博弈之事”，或称“深闺雅戏”，简称“打马”，其规则是李清照亲自创制的，她又叫儿辈绘制成图。围绕此事李清照写过三篇文字，除了讲述以上道理的《打马图经》及其《序》二者以外，还有一篇寓有爱国情慷的极其重要的文学作品《打马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