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苏武传》是《汉书》中最出色的名篇之一，它记述了苏武出使匈奴，面对威胁利诱坚守节操，历尽艰辛而不辱使命的事迹，生动刻画了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爱国志士的光辉形象。作者采用写人物传记经常运用的纵式结构来组织文章，以顺叙为主，适当运用插叙的方法，依时间的先后进行叙述，脉络清晰，故事完整。文章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即文章的第1、2段，介绍了苏武的身世、出使的背景及原因。文章一开始写道：“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苏武出使匈奴的这一背景，表明苏武出使时的严酷历史环境，同时交代了匈奴尽管“尽归汉使路充国等”却只是因为“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的缓兵之计，并非真心和好。所以当汉武帝派苏武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还朝，并“厚赂单于”时，“单于益骄”，这也是后来单于悍然扣留苏武一行的原因。

第二部分即文章第3~8段，重点记述了苏武留胡十九年备受艰辛而坚持民族气节的事迹。这部分也是文章着力描写的部分，以精彩的笔墨描写了苏武反抗匈奴统治者招降的种种斗争情形。具体描写到匈奴招降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卫律软硬兼施想迫使苏武投降，被苏武正气凛然的怒斥所喝退，双方矛盾斗争激烈，场面紧张。接着写匈奴企图用艰苦的生活条件来消磨苏武的斗志，把他囚禁于地窖中，使他备受饥寒，接着流放苏武到荒无人烟的北海让他牧羊。然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苏武不可磨灭的爱国精神再一次粉碎了匈奴的险恶用心。他手握汉节──国家民族的象征，在九死一生中维持着一个使者的使命。这时斗争是相对缓和的，直接表现的是苏武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第三次是故友李陵劝降。这段描写不但表现了苏武可贵的气节，同时也刻画了叛将李陵的复杂心态。他那尚未泯灭的爱国之情、羞恶之心在苏武的崇高境界面前被唤醒了，其内心剖白真实感人。李陵在劝苏武时曾说：“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这是作者借李陵之口表达对汉武帝动辄杀戮大臣的残忍行为的不满，也是《汉书》中少有的表现批判统治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之处。而苏武与李陵的对答针锋相对，波澜起伏，非常精彩，人物之声气跃然纸上。此处苏武的斗争对象是交情很深而今已是敌对阵营的故友，双方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而作者的描写也很到位，是这部分最出彩之处。

第三部分即文章最后两段，介绍了苏武被放回国的经过。课文最后一句“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看似平实记述，细细品味却包含着作者诸多感情。人生不过百年，十九年何其太长！苏武“强壮出”，出使时正当壮年，及回归故国时已是“须发尽白”，一生大好时光都在煎熬中过去了，作者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而能为信念坚执如此确实令人敬佩！幸而虽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使者的任务，维护了国家尊严，保持了民族气节，且荣归故里，作者欣慰之感也显而易见。可以说这句表达的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心声。

为了表现苏武的性格、气节及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文章在记“行”时又着力于环境及细节的描写。如苏武自刺一节，被置于地坎温火之上，“蹈背出血，气绝复苏”，充满悲壮色彩。而周围人的反应是“卫律惊，自抱持武”“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这一惊、一哭、一壮的细节描写充分衬托出苏武的铮铮铁骨及高尚情操。文章语言千锤百炼，俭省精净，刻画人物入骨三分，将史家笔法与文学语言较好地结合起来。

自从班固的《汉书》问世以后，苏武的英名就反复出现在历代的诗词、散文、辞赋、戏曲、小说之中。他的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苏武传》附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李广传》基本上照录《史记·李将军列传》，《苏建传》只有短短几行，而《苏武传》则是班固倾全力为之的。在《汉书》中，此传是最能显示班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才华的优秀篇章之一。

全文共有十八个小节，外加一个赞语。按苏武一生经历的主要关节，大致可以划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二两小节，写苏武奉命出使匈奴，以通和好。第二部分共十二小节，写苏武在匈奴遇到意外情况而被扣留及后被放回的经过。第三部分共四小节，写苏武返汉以后受尊宠的情形。赞语主要表彰苏武的崇高品质。

苏武的出使，正当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有所改善、两国矛盾有所缓和的时期。匈奴方面先做出友好姿态，把以往扣留的汉朝使臣全部放回。汉武帝为了答谢匈奴方面的好意，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派苏武护送以往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臣回国。按常情而言，苏武是一个和平使者。他的出使应该是愉快而顺利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当时，匈奴恰巧发生了一次情节严重的谋反事件。谋反者的首领缑王计划绑架匈奴单于的母亲阏氏，投奔汉朝。谋反者的另一首领虞常原是汉臣，他企图刺杀叛汉降敌、当了匈奴大臣的卫律。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副使张胜。张胜没有向苏武报告，私下支持他们的行动。从国家关系上说，张胜的做法损害了汉朝的信义，有悖于两国通好的宗旨，使汉使处于理亏的地位。虞常曾对张胜说：“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可见其出发点并不是真正爱国。缑王原是归附汉朝的匈奴贵族，他重新陷没匈奴中是因为汉武帝派他随浞野侯赵破奴去接应左大都尉。左大都尉是匈奴贵人，他企图刺杀单于降汉。单于及时粉碎了这一阴谋，并发兵俘获了赵破奴的军队。这些不愉快的往事，本该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而不再重演，但缑王的思想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仍然重复上一次的冒险行动，结果兵败被杀，虞常被生擒。事态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了汉朝的使臣。苏武遇到了一道事先没有想到的难题，而作者正是抓住了苏武在解决这道难题的过程中的表现，刻画了他的光辉形象。

首先，通过苏武以死报国的行动，刻画了他刚烈难犯、义不受辱的坚强个性。苏武是将门之子，禀性刚烈，视死如归。他知道，自己是汉朝使臣，使臣受辱，就是国家受辱，所以当他听到张胜报告以后，立即说：“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在严重关头，不是考虑个人的得失，而是立即想到如何才能不辜负国家的重托。“重负国”三字含意很深。不能预先发现和劝阻张胜所干的错事，一负国；马上要受到敌国的审讯，给国家丢脸，二负国。这是严于责己之意。对于私自种下祸胎的张胜来说，苏武的话中还包含着什么意思，心里不会不清楚，但他却像常惠一样来劝阻苏武自杀。苏武明白，这场乱子必须由他单独来收拾了，因此只好暂时不死。暂时不死，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说明他在“死”的问题上还要权衡，究竟如何“死”才能对国家有利。在卫律开庭审讯的场合，苏武对常惠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是表白自己没有参与匈奴的谋反事件，而且也不赞成有人这样做；二是表明汉廷没有指使他们这样做；三是教育副使张胜不要贪生怕死。在说过这番话以后再引刀自刺，情况就不同了。他自杀的行动，大大增强了说话的分量。不仅足以为国雪耻，扭转外交上的被动局面，而且还赢得了敌国的尊敬。这从后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可以看出。他把本来可能会导致国与国之间发生误解与争端的危机大大缩小了。匈奴单独“收系张胜”一事，说明匈奴方面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其次，通过两次劝降，突出了苏武不受威逼利诱，对国家、民族忠贞不贰的崇高气节。按理说，汉朝方面既然没有指使苏武等人参与匈奴国中的谋反事件，预知此事的仅是副使张胜一人，这纯粹属于他个人的错误行为，匈奴方面应该单独留下张胜治罪，而把苏武等人遣送回国才是。遗憾的是匈奴违背了两国通好的宗旨，粗暴地把苏武等人一概扣留，而且要强迫他们投降，企图以此来羞辱汉朝。这时，理屈的已经不是在苏武方面，而是在匈奴方面。苏武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坚持民族气节，拒绝投降，就能为国争光；丧失民族气节，接受投降，必然给祖国丢脸。苏武坚定地选择了前者。为了让匈奴知道汉使的骨头有多硬，他不再考虑死，而是要千方百计地活下去。匈奴对苏武的劝降使尽了解数。第一次让卫律出面。卫律使用的方法比较拙劣。一是威吓。先将虞常斩首，造成恐怖气氛，然后胁迫张胜投降，最后硬说副使有罪，正使应该连坐，遭到苏武驳斥后，“复举剑拟之”。想把苏武一举吓软，但苏武不为所动，威吓的伎俩遂告破产。二是利诱。卫律恬不知耻地炫耀自己投降匈奴后封王赐爵、拥众数万、马畜弥山的所谓“富贵”，并说“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苏武则不屑一顾，置之不理。利诱的一招也随之失灵。三是逼迫。卫律见苏武不应，以为被说动了心，便进而逼迫说：“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苏武对此人头畜鸣的叛国者的丑恶表演实在无法保持沉默，终于狠狠地骂了他一通。卫律黔驴技穷，终于认输。第二次由李陵出面。李陵使用的方法比较高明。他是以老朋友叙旧的方式进行的，着重于从感情上去软化苏武。他的谈话内容，要点有三。一是极力挑拨苏武与汉武帝之间的感情，诉说苏武的兄长苏嘉和弟弟苏贤被汉武帝逼死的经过，又说汉武帝“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即使活着回去，也“安危不可知”。言外之意是说，汉武帝对不起苏家，又年老昏庸，不值得效忠。二是把苏武母亲去世、妻子改嫁的消息告诉他，又诡称苏武在汉朝的两女一男“存亡不可知”（事实上苏武的男孩当时未亡），断绝他对妻儿家室的想念之情。三是宣扬叛徒哲学：“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其时苏武久处绝域，对来自国内的消息当然是喜欢听的。李陵向他介绍国内情形和家庭状况，正好迎合了苏武的心理，加上言词娓娓动听，感情色彩很浓，因此极易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但苏武仍不为所动。他除了针对李陵挑拨君臣关系作了必要的义正辞严的答复之外，其余一概不理。当李陵再要饶舌的时候，苏武立即以死相拒，并称李陵为“王”（李陵当时封右校王），一下子揭去了朋友间叙旧谈心的幌子，终于使李陵羞愧交加，无法再谈。第三，通过艰苦考验的描写，表现了苏武坚韧不拔、历久不磨的爱国意志。苏武在匈奴的十九年，从生活方面说，可谓艰苦备尝。幽闭大窖时期，断绝饮食数天，苏武啮雪吞旃，顽强地活下来了。迁至北海时期，断绝粮食供应，苏武掘鼠挖草，又顽强地活下来了。从精神方面说，可谓受尽折磨。先是单独监禁，后又单身流放到无人之地，这已经是够残酷的了，何况又被判处终身流放：“使牧羝，羝乳乃得归。”但苏武仍然顽强地活下来了。从遭遇方面说，可谓步步坎坷。好不容易地受到於靬王的赏识，过了三年温饱的日子，而於靬王又偏偏短命而亡，卫律又指使人把苏武的牛羊抢劫一空。尽管如此，苏武仍然顽强地活下来了。作者特意点出苏武在最困难的时候始终“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这就告诉读者，强烈的爱国心是苏武借以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坚强个性、民族气节、爱国意志三个方面是构成苏武形象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刻画这些特征时颇费艺术匠心。

首先是剪裁得法。范晔称赞班固“文赡而事详”，“详而有体”（《后汉书·班固传论》），很为中肯。本文详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的曲折经历而略叙回国以后的事迹，这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苏武在匈奴一共十九年，作者对这十九年的生活也没有采用编年纪的方式来描写，而是详写匈奴方面劝降、逼降和苏武的拒降。至于苏武在匈奴娶胡妇生子的事情只在文章的后半部分略提一笔。这同样有利于突出苏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略写的第三部分，作者也不是一味简略，对于苏武身后得以画图麒麟阁的荣宠就写得很详细。由此可见，本文不仅做到了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而且详中有略，略中有详，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剪裁方面的精思。

其次是对比鲜明。本文安排的对比主要有这样几处：一是与张胜对比。作者写张胜的见利忘义、丧失骨气，衬托了苏武的深明大义和富于骨气；写张胜的遇事束手无策，对国家不负责任，衬托了苏武的临事不惧、对国家高度负责。二是与卫律对比。作者暴露了卫律卖国求荣的可鄙的内心世界，这就更加突出了苏武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三是与李陵对比。李陵善于伪装。他装出满肚子委曲的样子，极力埋怨汉武帝对待臣下太刻薄。宋代吕祖谦曾经指出：“当陵之海上说苏武，陵母固未诛也，而激切捭阖，指斥汉失，若必欲降武者，则此言岂可尽信哉！”（《汉书评林》引）尽管李陵后来又装出关心苏武生活的样子，赐以牛羊，但苏武确实没有相信他的话。李陵斤斤计较于一家一己的恩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而苏武则置一家一己的恩怨于不顾，一心一意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两种思想，两种胸怀，有如天渊之别。李陵越说得委婉动听，就越显得渺小可鄙；苏武越沉默寡言，就越显得可敬可佩。事情发展到后来，连李陵自己前后的言行也构成了对比。开始时甘于充当一名无耻的说客，经与苏武多次交谈，方始认识到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不得不自讼道：“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是第一层对比。动员苏武投降时说得头头是道，及至看到苏武回国时又哭得哀哀欲绝。这是第二层对比。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对于变节者来说，只配忍辱偷生，悄悄地苟延残喘，但他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必须身不由己地去充当说客，结果是扮演了一个可怜虫的角色。当苏武的英名彪炳青史之时，正是他的叛国者的灵魂被公诸于世之日。在李陵饯别苏武的宴会上，苏武不会片言不发，但作者却不着苏武一语，只是淋漓尽致地刻画李陵悔恨、懊丧、羞惭的种种表现，对比的色彩异常鲜明。就苏武形象的塑造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为苏武的光辉形象已经活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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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存诗181首，体裁以五古、七绝为主，题材则主要为离别、边塞、宫怨。就数量之多，体制之备，题材之广说，王昌龄的诗实不如李白、杜甫和高适、岑参，但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高适、岑参而三，四杰以后，诗坛几乎没有边塞诗作。唐玄宗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后，文人掀起了从军热以求边功。开元十三年，王昌龄漫游西北边地，有了较深的边塞生活体验，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此时岑参11岁，高适还没有开始边塞生活，后人依次考证称王昌龄为边塞诗的创始和先驱。

王昌龄的边塞诗善于捕捉典型的情景，有着高度的概括和丰富的表现力。既反映了盛唐时代的主旋律，又对边塞风光及边关战场场景进行细致描写，同时能够捕捉到将士细腻的内心世界。其诗歌意境开阔，语言圆润蕴藉，音调婉转和谐，耐人寻味，在发情、造景、写意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而王昌龄的宫怨诗可与李白争胜，且其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造语之奇，都有独道之处。王昌龄闺怨诗以悲天悯人的精神书写那些久闭深宫的妃殡宫人的悲情哀怨，以细腻的笔触多方面地展现她们的生活和感情世界，揭示她们在残酷的宫殡制度下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客观上批判了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这种思想倾向奠定了其作品的健康基调，洗尽六朝宫廷诗浮艳色情之污秽，有力地扭转了齐梁歌咏的不良文风另一方面，就艺术表现而言，王昌龄又发扬了六朝华美艳丽、精雕细琢的表现手法，继承了其形式美。因此王昌龄被誉为是成功地用七言绝句写宫词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