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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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维天之命》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这是周成王称颂周文王之德的祭文。此诗共八句，不分章，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四句盛赞周文王之德，能上应天命；后一部分四句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子孙要勉力保守家业，忠诚地遵循文王遗教，发扬光大。全诗情意朴素，语言简洁，条理分明。

此诗为周成王祭祀周文王之作，即《毛诗序》所谓“大平告文王也”，因文本中有“文王之德之纯”“骏惠我文王”等句可证，古今并无异议。但对此诗的产生时间，则汉儒、清儒之说尚有分歧。郑玄笺云：“‘告大平’者，居摄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礼作乐。”郑玄认为此诗作于周公摄政五年（公元前1111年）之冬。而陈奂《诗毛氏传疏》则云：“《书·雒诰》大传云：‘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维天之命》，制礼也；《维清》，作乐也；《烈文》，致政也。三诗类列，正与大传节次合。然则《维天之命》当作于六年之末矣。《雒诰》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郑注云：‘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殷礼也。’郑谓周礼行于七年致政之后，是也。而笺以告太平为礼未成时，在居摄五年之末，则未是。诗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孙笃之。’自在制礼后语矣。”据陈奂考证，郑玄之说有误，此诗当作于周公居摄六年（公元前1110年）之末。陈子展《诗经直解》认为陈奂之说较郑笺“为有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