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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梅直讲书鉴赏

朝代:宋代 作者:苏轼 出自: 更新时间:2017-06-16

梅直讲,即梅尧臣,字圣俞,曾任国子监直讲(辅佐博士的一种官职)。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当时的主考官为欧阳修,参评官为梅尧臣。苏轼考中后,写了这封信表示自己对欧阳修、梅尧臣的感激之情,也抒发了“士遇知己之乐”,反映出作者内心的抱负。

本文很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先援引史实说明虽周公、孔子这样的圣贤也会有困厄不遇之时,而孔子身处逆境却能知足常乐;后半篇则直叙作者早有仰慕欧阳修、梅尧臣之心而终于受到他们的赏识,并赞扬了梅尧臣之为人。看来先是怀古,后转而叙今,似乎各有侧重,实际上前半篇是伏笔,后半篇则是实写,这正是本文写作上的的独特之处。

《上梅直讲书》是书信体的应用文。那一年他在礼部考试中得到第二名,循例要向所有考官分别写感谢信。梅尧臣位分不高,本来不一定能参与到阅卷工作中来。是挚友欧阳修的保荐,用临时借调的方法让他参加的。在那一届的五六个考官当中,梅尧臣是品阶最低的一个。但是古文观止选入这一篇是有理由的。我认为,整本观止里,得第落第的士人写给权贵和考官的信里,这一篇是最好的。《上梅直讲书》的好处很多,但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苏轼非凡的见识眼力。全文被现代人断成了两大段。

作者是用他的读书心得开头的。我每每独到诗经的《鸱鸮》,和尚书的《君奭》时,都暗自为周公的不遇而悲伤。看《史记》的时候,读到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没有断绝,颜渊、仲由这样的弟子还在与他来往问答。孔子曾说:“现今朝野上到处充斥着恶人,是我坚持的道不对吗?不然我怎么还会落到如今的地步?”颜渊说:“夫子的道是极其广大的,所以这个世界还容纳不下它。不过就算这样,又有什么好担心的?正是因为您不被这俗世接受,才能结纳到志同道合的君子啊。”孔子忍不住喜动笑颜地说:“颜回,如果你以后富有了,我就要做你的管家。”虽然天下都不能容纳孔子和他的道,但是他却能在与弟子的交流中得到莫大的乐趣。推算起来,周公的富贵又比不上孔子的贫贱了。召公这样的贤者,管叔蔡叔这样的亲兄弟尚且不理解周公的心,周公又能与谁一起分享他的富贵呢?但是,和孔子共处贫贱的人却都是天下的贤才,这就是值得孔子快乐的地方了。

这个开头一大段是意味深长的。周公和孔子的生平本为大家所熟知,一般运用起来都和废话差不多。苏轼却不怕麻烦,不嫌人家说他废话地从他自己的角度把这两人的故事又叙述了一遍,还写的特别长,是有很深考虑的。梅尧臣的潦倒不遇是很厉害的了,如果不是欧阳修自始至终地帮助他、赞美他,“到处逢人说项斯”,可能他在身后一点名声都留不下来。这一点不仅后人这么看,连同时代的人也是这么想的。我倒不是说梅尧臣得到的名声与实际不符,而是说他真的是多亏了欧阳修。欧阳修从认识梅尧臣开始,直到梅死去,直到自己老年退休回乡,始终不渝地绝口称赞梅尧臣的文学才干和他们共同的文学见解。这里头有欧阳修本人的气质因素使然——他是个热情开朗的人,见了优秀的青年,奖掖揄扬唯恐不尽,经他提携的人都名声大振。但是,得到欧阳修这么长时间关注,这么深情关注的人,只有梅尧臣一个。千古之下,我想到这段故事仍然觉得感慨不已。梅欧的情谊,和李杜的不同,和元白的也不同,大概是在一个文士朝代里能有的最好的朋友知己之情了。此文的开头,妙在不直言自己的仰慕结交之意(这是俗人的做法),也不直言自己对梅尧臣生平的看法(这样太突兀,读之恐梅公不喜),而是疏荡开去,以圣贤故事淡淡开头,而且叙述得有新意,令人耳目一新,提起精神看他后面如何讲。

第二段的章法、态度更妙。我七八岁时才知道要读书,听说世上有位欧阳公,为人就好像古时的孟轲、韩愈这样的人。又有一位梅公,与他交游议论。等我后来长大了,才能读懂他们的诗文,私下揣度他们的为人,感受他们那种脱离世俗的快乐,于是自己也觉得快乐了。但是,那时我为求得一点做官的俸禄,还在学习作诗作文,自惭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献给二位看的。所以我为了应试来到京师一年有余,还没有登门拜访过。今年春天,您和欧阳公主持礼部考试,我没想到自己能得到第二名。后来又听说,您喜欢我的文章,觉得有孟轲的风度气格;欧阳公也觉得我的文章不是一般世俗人的文章,所以我才能有这样的名次。我没有通过您二位的左右仆役,也没有通过您二位的亲戚旧识来为我请托。之前十几年只听过大名却没见过真容的二位阁下,一天之内就成了我的知己。我回去沉思这件事,做人不能光为了享受富贵,也不能无知无识地处于贫贱。世间有这样的大贤士,我又能成为他们的门生,这就足够了。就算让我一时交了好运,带着十几个人乘车骑马气派地出行,引来市井百姓对我围观称羡,我又怎么能拿来交换这种快乐呢?左传上说:“不怨天,不尤人”,只因为“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您名满天下,官位却不过五品,容貌神情一向温和平静,文章宽厚敦朴没有怨言,一定是从这种“道”里有所启迪。我希望与您一起了解它。

作者的心态是非常镇定从容的,他对自己写的文章足够吸引人这一点毫不怀疑。梅尧臣不是高官,但每天也必然有公文来往要看;一次科举有二百多人入选,即使只有一半人特别懂礼给他写信,也不是轻松的阅读量。苏轼敢在主旨之外貌似游荡一半的文字(主旨说白了就是套近乎),是因为他相信自己能够不鸣则已一击即中。在这一段开头,作者依然非常沉得住气,自叙读书经过和对欧阳修的企慕,这才淡淡提到了梅尧臣一句,算是交代了梅的出场。而且自叙身世时,并不自失身份。他始终将欧梅并称,并不对梅尧臣满口谀辞。真正表现出作者的倾心结纳之意的,其实只有全文最后一句罢了。换了一般人,一定会焦急地将最后一句放在开头来表明心迹。这样力气在第一口就泄光了;不像这篇始终含着一口气,从容不迫缓缓吐露,气势深厚又浑然一体。这是《上梅直讲书》章法的妙处。当然又不止于此。我把此文最大的好处概括为“格高”,格是立意境界见识胸襟眼光。作者在文中抓住的是梅尧臣生平最得意处,所以只需轻轻一挠,读者就浑身舒泰了。梅尧臣生平最得意什么?是有人赏识他吗?是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吗?是当政的欧阳修赏识他又切实地帮助了他吗?都不是。我说,是赏识梅尧臣的欧阳修值得他回报以同样的赏识,这才是梅的平生最得意处。以国士待我者,我当以国士报之。回报贵人是有义,回报值得回报的贵人是有情有义。而且这时并不需效仿常人,非得肝脑涂地杀身以殉不可。以梅尧臣和欧阳修的平生行止而言,他们是知己而兼朋友。非要数说过去梅尧臣的仕途如何被欧阳修一再连累,欧阳修又如何卖力为梅尧臣奔走鼓吹,倒是落入下乘了。这时,欧阳修像孟子韩愈,乃是梅最喜闻者,绝不会引起丝毫不快。第一段中,用富贵而不快乐的周公,衬托出贫贱而快乐的孔子,也是因此意图彰然。这种写法顶妙在于,既然欧梅互引为知己,苏轼又深表自己以受知于二人为至乐之心,则苏氏也自许二人为自己的知己了。苏轼以大贤为知己,即自期为大贤之意表露无遗。这就是我认为本文“格高”的所在。作者在几百字之内,给梅尧臣拍了一个至高无上(拿孔子作比)、极其巧妙又极为真实的马屁,同时寄表现了对考官的好感,又不露痕迹地显示了自己的野心。真是非有极大胸襟极深见识的人不能做到。

此文的布局深谋远虑,表面看来却稀松平常。它的语言也有它的好处。比如颜渊说的“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有深意,夫子的笑是“油然而笑”,很形象。“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算是全文的名句。引用的两句《左传》也是恰到好处,十分得体。欧阳修觉得苏文有孟轲之风,是指苏轼滔滔雄辩、言辞无碍、气势浑成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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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雨亭记》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从该亭命名的缘由写起,记述建亭经过,表达人们久旱逢雨时的喜悦心情,反映了作者儒家重农、重民的仁政思想。文章句法灵活,笔调活泼,在风趣的对话中轻松含蓄地发表见解。

开篇点题,为全文之纲。第二段叙修亭经过,点明修亭之人、时间、地点及周围环境。第二段写久旱民忧,大雨民喜,把修亭与喜雨联系起来,以忧衬喜。第三段离议论于对话之中,进一步说出亭与喜雨之关系。最后一段以歌作结。

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今陕西凤翔)府判官。次年,开始修建房舍,并在公馆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休息之所。这年春天久早不雨,亭子建成时,碰巧下了一场大雨,民众欢欣,于是作者为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这篇文章。

作者苏轼资料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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