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大全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自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自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自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自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自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自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自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自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自伤自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自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自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自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贾谊论：https://www.gushicidaquan.com/wenyanwen/295.html

苏轼：https://www.gushicidaquan.com/shiren/186.html

《晁错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这篇文章总结了削藩失败是晃错被杀的原因。作者认为，晁错被杀，首先有七国叛乱给皇帝造成的压力和受到政敌中伤的原因，但又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即晁错自己也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才给了政敌攻击他的机会。同时，作者通过对晁错改革失败的叹惋，表达出自己愿意为国效力但有志难展的抑郁心情。

《晁错论》为苏轼在宋仁宗嘉佑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写就并呈与朝廷的文章之一。《晁错论》的具体写作时间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本文写于宋仁宗嘉佑五年，是在制科考试前所上二十五篇《进论》之一；另一种说法认为该作品写于嘉祐六年，是苏轼在制科考试中的一篇应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