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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

战国策

《战国策》(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作者并非一人,成书并非一时,书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谁。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宋时已有缺失,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师道作《校注》,近代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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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灵王平昼闲居

书籍:战国策章节:17至24卷更新时间:2017-02-20

《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闲居)

【提要】“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在赵国改穿胡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作为君主,为了拓展疆土、富国强兵,他力排众议、勇于革新、不为旧制和保守势力所束缚,对国家民众的服饰和思维进行了革命性的改变。他具备了深远的政治眼光和超人的胆略和勇气。为了说服那些保守势力的代表,他又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其雄辩的口才也让人折服。

【原文】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世之功。为人臣者,穷有弟长辞让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业,启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

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则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

王遂胡服。使王孙繪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谊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行政在于信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后德且见也。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以辅公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募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繪谒之叔,请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

使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繫冠秫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于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繬,非社稷之神灵,即繬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非寡人所望于子!”

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敢道世俗之间。今欲断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令。”再拜,乃赐胡服。

赵文进谏曰:“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者论焉,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臣虽愚,愿竭其忠。”王曰:“虑无恶扰,忠无过罪,子其言乎。”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教之古,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图之。”

王曰:“子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赵造谏曰:“隐忠不竭,奸之属也。以私诬国,贼之类也。犯奸者身死,贱国者族宗。反此两者,先圣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虽愚,愿尽其忠,无遁其死。”王日:“竭意不讳,忠也。上无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

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是以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谚曰:‘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译文】赵武灵王平日里闲着的时候,独自居住,肥义在旁边陪坐,说:“大王您是不是在考虑目前时事的变化,权衡兵力的合理使用,思念筒子、襄子的光辉业绩,盘算如何从胡、狄那里得到好处呢?”

赵武灵王回答说:“继承君位不忘祖先的功德,这是做君王应遵循的原则;委身于君,致力于光大君主的长处和功绩,这是作臣子的本分。所以贤明的君王在平时就要教育老百姓为国出力,战时则要争取建立继往开来的功业。做臣子的,在不得志时要保持尊敬长辈谦虚退让的品行,地位显达以后要做出有益于百姓和君王的事业。这两个方面,是做君王和臣下的应尽职责。现在我想继承襄主的事业,开发胡、翟居住的地区,但是我担心一辈子也没有人理解我的用心。敌人的力量薄弱,我们付出的力量不大,就会取得非常大的成果,不使百姓疲惫,就会得到简子、襄子那样的功勋。建立了盖世功勋的人,必然要遭受一些世俗小人的责难;而有独到见解的人,也必然会招惹众人的怨恨。现在我准备教导民众穿着胡服练习骑马射箭,这样一来,国内一定会有人非议指责我。”

肥义说:“我听说,做事情犹豫不决就不可能成功,行动在即还顾虑重重就决不会成名。现在大王既然下定决心背弃世俗偏见,那就一定不要顾虑天下人的非议了。凡是追求最高道德的人都不去附和俗人的意见;成就伟大功业的人都不会去与众人商议。从前舜跳有苗(上古南方部族)的舞蹈,禹光着身子进入不知穿衣服的部落,他们并不是想放纵情欲,怡乐心志,而是想借此宣扬道德,建立功业,求取功名。愚蠢的人在事情发生以后还看不明白,而聪明的人却能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有所察觉,大王您还是马上按您的想法去付诸实施吧。”

赵武灵王说:“我不是对‘胡服骑射’这件事有什么顾虑,而是担心天下人笑话我。狂狷的人觉得高兴的事,有理智的人会为此感到悲哀;愚蠢的人高兴的事,贤明者却对此担忧。如果国人都支持我的话,那么改穿胡服的功效就不可估量。即使举世的百姓都讥笑我,北方胡人和中山国的地方我也一定会得到手。”

赵武灵王于是改穿胡人的服装。武灵王派王孙?去告诉公子成自己的意思,说:“我已经改穿胡服了,而且将要穿着它上朝,我希望王叔也改穿胡服。在家里听命于父母,在朝廷要听命于君王,这是自古至今公认的道理;子女不能违背父母,臣子不许抗拒君王,这是先王定下的通则。现在我下令改穿胡服,如果王叔您不穿它,我担心天下的人对此会有所议论。治理国家要有一定的原则,但要以有利于民众为出发点;处理政事有一定的法则,但首先的是政令能够顺利施行。所以,要想修明朝廷的德政,必须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要想执掌国家的政权首先要使贵族接受君命。现在我改穿胡服的目的,并不是想纵情恣欲只顾自己享乐。事情一旦开了头,就有成功的基础、等到事情成功以后,政绩才能显现出来。现在我担心王叔违背了从政的原则,以至助长贵族们对我的非议。何况我曾听说过,只要你做的事情有利于国家就不必顾忌别人说什么,依靠贵族来办事,就不会遭人非议。所以我希望仰仗王叔的威望,促成改穿胡服这件事的成功。我派王孙?特地来禀告您,希望您也穿上胡服。”

公子成再三拜谢说:“我本来已经听说大王改穿胡服这件事了,只是因我卧病在床,行动不便,因此没能尽快去拜见大王,当面陈述我的意见。现在大王您既然通知了我,我就理应大胆地尽我的一点愚忠。我听说,中原地区是聪明而有远见的人士居住的地方,是各种物资和财富聚集的地区,是圣贤对人进行教化的地方,是德政仁义普遍施行的地方,是读《诗》、《书》、《礼》、《乐》的地方,是各种奇巧技艺得以施展的地方,是各国诸侯不远千里前来观光的地方,是四方落后少数民族效仿学习的地方。现在大王却舍弃这些优秀文化,因袭落后部族的服装,这是改变传统教育方法,更新古代的道德准则,违背众人的心意,从而使学习的人背离了先王之道,抛弃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我希望大王您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王孙?把公子成的话报告给赵武灵王。武灵王说:“我就知道王叔反对这件事。”于是马上就去公子成家里,亲自向他阐述自己的观点:“大凡衣服是为了便于穿用,礼制是为了便于办事。因此圣贤之人观察当地的习俗然后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措施,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礼法,这样做既有利于民众,也有益于国家。剪掉头发,在身上刺花纹,两臂交错站立,衣襟向左掩,这是瓯越人民的风俗。染黑牙齿,在额头雕画,头戴鱼皮帽子,身穿缝纫粗拙的衣服,这是吴国的风俗。礼制和服饰虽然不同,但求其利国便民却是一致的。因此,地方不同,所采用的器物就不一样,情况不同,使用的礼制也有所改变。因此,圣贤的君主只制定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但并不统一他们的器物用度;如果可以方便行事,礼制完全可以不相同。

儒生虽都师从同一老师,可是传下来的礼法却各不相同;中原地区风俗相同,但各国的政教不同,更何况地处偏僻山区,难道不更应该考虑便宜行事吗?所以说对于风俗礼制的取舍变化多端,即使聪明人也无法统一;不同地区的服式,即使圣贤君主也难以使其一致。偏僻的地方人们少见而多怪,孤陋寡闻的人喜欢争辩,不熟悉的事情不要轻易怀疑,对和自己不同的意见不非议,这才是无私地追求真理的态度。现在王叔您所说的是有关适应风俗的意见;我所说的则是如何改变旧的传统。现在,我国东面有黄河、漳水,是和齐国、中山共同拥有的边境,但却没有战船守御它。从常山到代郡、上党郡,东面与燕国和东胡接壤,西面与楼烦、秦国、韩国紧紧相邻,但我们没有骑兵部队防守。所以我准备制造战船,招募习于水战的居民,让他们来防守黄河、漳水;改穿胡服,练习骑马射箭,防备与燕国、东胡、楼烦、秦国、韩国的边境。从前简子不把自己限于晋阳和上党两个地方,襄子兼并了戎族和代郡,以抵御胡人。这些道理不论是愚笨之人还是聪明之人都明白。过去,中山国依仗齐国强大的军队的支持,侵犯掠夺我国的土地,掳掠囚禁我国的人民,引水围灌鄙城,假若不是祖宗神灵的保佑,鄙城几乎被攻破。先王对这事非常气愤,直到今天,他们的仇怨还没有报。现在我们推行’胡服骑射’的政策,从近处说,可以扼守上党这样形势险要的地方;从远处说,可以报中山侵略先王的仇恨。可王叔您却偏偏要因袭中原的旧俗,违背简子和襄子的遗愿,憎恶改变服式的做法,却忘记了国家曾遭受的耻辱,这决不是我期望您做的啊!”

公子成听了,对武灵王大礼参拜谢罪,他说:“我太愚蠢了,竟没有体会到大王的良苦用心,所以才冒昧地说了一些世俗的言论。现在大王想要继承简子、襄子的意愿,实现先王和遗志,我怎么敢不服从命令呢!”公子成又拜了两拜。于是赵武灵王就赐给他胡服。

赵文劝谏武灵王说:“农夫辛勤耕作以供养君子,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愚笨的人表达意见,明智的人加以决策,这是处理问题的方法;做臣子的不隐瞒自己的意见,做君王的不阻塞言路,这是国家的福分。我虽然愚笨,但还是希望竭尽自己的忠心。”

武灵王说:“替别人着想的人不应该过分苛求,竭尽忠心的人不能指责他的错误,您就直言吧。”赵文说:“适应时势顺从当地民俗,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则;衣服有一定的款式这是礼法的规定;遵守法纪,不犯错误,这是老百姓的职责,这三个方面,都是古代圣贤的教导。现在大王您对这些都弃之不顾,去改穿远方胡人的衣服,改变古代的教化,改变古代的章程,所以我希望大王认真地考虑考虑。”

武灵王说:“你所说的只是世俗的见解。普通民众只是一味地沉溺于习惯世俗之中,而书呆子又总是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这两种人,他们只能谨守职责,遵守法令而已,不能和他们一道谋长远的事业,建立开创之功。而且夏、商、周三个朝代虽然服装不同但却能统一天下;春秋五霸政教各异却能治理好国家。聪明人制订法令,愚蠢的人被法令制约;贤达的人改革习俗,而愚笨的人却拘泥于旧风陋俗。因此那些受世俗礼法制约的人,没有必要和他们交流思想;那些拘泥于旧风陋俗的人,没有必要向他们说明你的意图。所以习俗随时势而变,而礼法和这一变化了的习俗相统一,这才是圣人治国的根本原则啊!接到国家的政令就马上行动,遵守法制而抛弃个人私念,这才是老百姓的天职。真正有学问的人能听从意见而改变观点,真正通晓礼法的人能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为自己着想的人不会兼顾他人,要改变时势就不能完全效法古代,您就放心吧!”

赵造也去劝谏赵武灵王,他说:“不竭尽忠心,知而不言,这是奸臣一样的行为;为了私利去欺骗君主,这是有损于国家的做法。犯了奸佞罪的人处以死刑,危害国家的人诛灭宗族。这两点是上古圣王制定的刑法,也是作臣子的人所犯的最重的罪。我虽然愚笨,但愿尽自己的忠心,绝不逃避死亡。”武灵王说:“毫不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加任何隐讳,这就是忠臣;不阻塞言路,虚心接受意见,这就叫明主。忠臣不畏惧危险,明主不拒绝臣子发表意见,您就坦然地说吧!”

赵造说:“我听说过,圣贤之人不去变更民众的习俗而去教化他们,聪明的人不改变习俗而治理国家。根据民意进行教化,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收到成效;根据不同的习俗治理国家,考虑问题简捷方便,做起来容易见到效果。现在大王您改变原来的服饰而不遵循习俗,改穿胡服而不顾世人的议论,这不是按照礼仪法则教化民众的方式。而且穿着奇装异服,会使人心思不正,习俗怪僻会扰乱民心。所以做国君的人不应去接受奇异怪僻的衣服,中原地区的人民不应效法蛮夷的生活方式,这不是按礼法要求来教化百姓的途径。况且遵循以往的法令不会出差错,按照旧有的礼节行事就不会生出邪念。我希望大王慎重考虑这件事情。”武灵王说:“自古至今,习俗都不同,我们要效法哪一个时候的呢?帝王的礼法也不是世代相承的,我们要遵循谁的礼法呢?伏羲和神农,对民众只是进行教化,而不诛杀;黄帝、尧、舜,虽然有了死刑,但并不诛连妻子儿女。到了夏、商、周三代圣王时,就观察当时的形势来建立法制,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礼俗。法度、政令都因时制宜,衣服器用都方便使用。所以治理国家不一定要走同一条路,只要对国家有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圣人的出现,不是因为互相承袭才统治天下的;夏朝和殷朝的衰亡,不会因为改变礼法而不灭亡。这样说来,不沿袭古法,不一定就要斥责,谨守旧礼陋俗也未必值得称赞。再说,如果服饰奇异就会使人心思不正的话,那么最遵守礼法的邹国和鲁国就不会有行为怪僻的人了;如果习俗怪僻就会使民众变坏的话,那么吴、越地区就不会出现出类拔萃的人才了。所以说圣人把便于穿着的叫衣服,把方便行事的就叫教化。行为举止上的一些礼节,服饰上的规定,只是用来让普通百姓取得一致,而不是用来衡量贤明与否的。因此,圣明的人能适应任何习俗,有才能的人能紧随时势的变化。有句谚语说:’按照书本来驾车的人,就不能充分发挥马的实际能力;采用古代的礼法来治理当今的国家,就不能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所以,遵循现成的制度建立的功业不可能超过当世,效法古人的作法,就不能够管理好现在的国家。您还是不要反对吧。”

【评析】“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与历史上的任何变法者一样,赵武灵王遭遇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保守只在于人们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大多数人愿意处在现实的安全状态之中,而对那些改变、破坏现有格局的人物必定非常的厌恶和痛恨。英雄之异于常人,在于克服了人们的这种短视和惰性,看到了未来的机遇和危机,高瞻远瞩、谋求未来的安全和发展。所以作为英雄,是“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类型的人物。如果安于现状、思维和行动受外界环境之制约,那么也就只能沦为庸众而不自拔、与英雄豪杰无涉了。

“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赵武灵王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口才出众、雄辩滔滔、善于析事明理。就如何看待礼法,他提出礼法的目的只是“利其民而厚其国”,古代圣人只是“因其事而制礼”,他向那些反对派指出任何礼法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亘古不变的礼法。礼法的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乡异而用变”“事异而处易”,礼法有必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改变。赵武灵王不仅阐明了针对礼法的道理和原则,而且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指出变法的迫切性。他首先阐明赵国的周边形势和周边国家军事力量的特点,然后阐述赵国面对这些国际形势的应对策略,让人觉得以赵国当时的状况是难以应付复杂的军事斗争形势的,因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必须变革礼法、改革军制的愿望,这样,“胡服骑射”的变革观念也就自然地进入到听者的头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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